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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现民国时期浙江赵龙文奖章

国民党公安局

假如北京巡警部在某种意义上是北洋军阀的全国性模式的话,国民党在1927年成立的相应机构便是广州的公安局——受到当时美国警察机构名称启示的一个名字。广州公安局是由孙科建立的,北伐前他把美国的市政管理系统在广州付诸实施。国民党执政后,除了南京都市警察总部以外,所有的警察部门都乖乖地把他们的名称改为“公安局”。
浙江警察学校

     浙江警察学校坐落在上杭江十来亩的“大片土地”上,那里可以容纳500多个学生。据余秀豪形容,入学的350个男女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生,年龄在20-30岁之间。他们全都享有良好的条件,除食宿之外,每月还有15元的津贴,并装备有“步枪、左轮手枪、机关枪、自行车、马匹和汽车”。学校的特征无疑是军事化的。学生在早晨的军号声中起床,升国旗,由军事教官带领进行操练,由“从中央政府来的人”作为“指导员”教授“政治训练”课程。
和涡孟在柏克莱的模式一样,浙江警校本身与地方警察力量密切联系。当时在杭州的警察署有2000来名警察,他们被分成8个分所,每年有100万元的经费。1934年9月1日以后,警校校长赵龙文同时担任了杭州公安局局长,余和酆,加上另一个从柏林警校毕业的学生被任命为他的机要顾问在赵领导的“设计委员会”的建议下,设立了军校生制度,让警校的学生熟悉杭州警察署的职责范围。到了1935年1月,余秀豪已经按涡孟在柏克莱创造的巡警模式建立起了一个巡逻制度。杭州警察署的正式成员强烈地抵制新制度,但在酆裕坤的支持下,余成功地于1935年4月1日在西湖一带开始实施巡警制,于是在两个月之内,犯罪率下降了50%。
从余的角度看,他们在浙江警察学校的领导地位给了涡孟的学生们一个黄金机会,他们看到“柏克莱的制度和精神被传播到了中国”。他告诉涡孟:“我们的学校本来只受日本和奥地利影响,因为学生们只被派到上述的两个国家去过。现在,你可以说输入了新鲜血液。也就是美国模式,更具体地说,是柏克莱的模式。”他还请涡孟告诉他“在著名的〔柏克莱〕研讨会上”结识的其他朋友们,他准备通过翻译关于罪犯调查和秘密特工方面的最新出版物,引进警犬的使用,建立现代警察实验室和进口新发明的测谎机,“使整个中国警察管理现代化”。
受过美国训练的人员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涡孟的信中,余经常埋怨他的教官同事们,甚至包括酆在内,对全盘接受他的革新犹豫不决。但酆裕坤同意协助余为浙江警校起草一个新的教学计划,并将经济、心理、防止犯罪、城市政府、无线电、警犬等课程加入了常规教育中,扩充了由“蒋委员长发起的”新生活课程。余和酆还按照柏克莱警训项目设计了一年级教学提纲,其中必修课包括打靶、游泳、自卫(柔道)和军事科学。
第二年学生可以从四个系中挑选一门作专业:管理、刑事侦查、外事和妇女警训。余是管理系的主任,该系的课程包括学习英国、欧洲大陆和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人事、防止交通事故、数据统计和警察记录、无线电通讯和警察力量分布。刑事侦查专业设有法医化学、摄影、罪犯鉴定、警犬、密码术和警察记录。其他两门专业远远没有它们发达,尽管外事专业课程中列有欧洲历史、世界外交、无线电和心理学。
到了1934年秋天,浙江警察学校已经非常著名,并正在成为全国的楷模。9月里,教员们得知南京的全国警察学院和中央军事学校合并成一个单位,浙江警校就成了“本领域中惟一的一个全国机构”,于是招生便在全国进行,其中有些学生是来自地方警察机构的警官,经过余从柏克莱学来的包括“军队智力测验”在内的身体和心理测试。
戴笠和浙江警校

      戴笠在1932年夺取了对浙江警校的控制权。当时第二届正科学生刚刚毕业,住在雄镇楼30号的校友会宿舍等待分配。利用蒋介石授予他在浙江警校特训班的“政治特派员”的权力和与政府直接的无线电联系,戴笠带了一队特工驻进了警校。这队特工中有王孔安、毛人凤、毛宗亮、赵龙文、胡国振、谢厥成、罗杏芳和刘乙光,他们在那年假期里完全控制了整个学校。王孔安被任命为政训处书记长,毛人凤任秘书,而毛宗亮则充当了通讯官员。其余的人被任命为政治指导员。到了1932年秋天,戴笠在政治处的外表下建立起一个秘密特工特别训练班级,分成甲、乙、丙和通讯班。每个班级的学期为6个月,由2到30个人组成,他们将是特工处的基干人员。于是,“军统后期的许多高层特工分子”——在1940年代中这类“高干”中有毛森、肖勃、杨超群、阮清源、丁默、章微寒、娄兆元和黄雍——在1932—1935年中都在浙江警校接受过他们最初的地下训练。
乙训班由每年从警校毕业班里挑选出来的30个学生组成。他们的班长是刘乙光,也是该期班的政治教官。训练班结束后,毕业生被派到蒋介石警卫组当便衣特工。
三班,或丙训班,是培训掩护人员的,即女特工。从警校毕业生里挑选出来的6个女生被送到特训班,该班由警校正科的女生指导员章粹吾主持。这些学生在分配到特工机关当“掩护关系人员”之前,专门学习理发、烹调等课程。
一班或甲训班,是几个培训班中最重要的,其毕业生被分配到特工处当骨干,在头头的领导下直接运作。戴笠在名义上是训练班的教官头,一班由警校的二班和三班的毕业生和已经在特工处当现行特工的人员组成。实际教官头是余乐醒,他指导在雄镇楼30号的训练班,他也教特工理论和如何使用毒品及吗啡的课程。前共产党员谢力公教军事地理、国际间谍和密码;李世璋教政党及其派系;梁翰芬教痕迹学;殷振球教爆破学;管容德教速记;叶道圣教情报学;朱惠清教看相;王文钊教摄影;金民杰教擒拿;刘金声教国术;曾惕明和黄泗钦教驾驶;谭金城教骑马术。日文课由霍淑英和一个叫山田一隆的日本人负责。
主要的课本则是从共产党那儿学来的。在苏联留学过的王新衡,翻译了两本俄语书:《格伯乌》(即GPU)和《契卡》。学生们还读顾顺章(共产党在保卫方面的头目,1931年在汉口向陈立夫和徐恩曾领导下的特工处叛变,后来投奔到戴笠手下写的《特工理论和技术》。顾顺章关于布尔什维克秘密特工的知识,由于他在共产党乡村和城市支部当联络负责人的实践而完善起来。实际上,前军统官员们认为顾的信息对戴笠如此宝贵,这也许是他丧命的原因。据他们说,顾顺章作为最大的共产党“叛徒”加入“中统”不久就被谋杀了。虽然杀手从未被获,但研究中统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刺客是陈立夫派的。因为陈立夫不能原谅顾向戴笠献计,于是陈要防止“间谍王”向这个共产党人榨取秘密。但陈立夫对此否认,他向本书作者提示:必须除掉顾顺章,因为他是个杀人狂。
到了1935年,浙江警校完全处于戴笠的控制之下。但同年,蒋介石宣布将浙江警校与江苏警校合并,成立一个“中央警官学校”。这个合并对戴笠来说既意味着挑战,也带来了机会。





                 与赵龙文有关的人和事(择自百度百科)                                                                        1938年10月,吴山民升任国民党义乌县长。中共义乌县委遵照中共金衢特委指示,由县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吴璋和吴山民协商后,吴山民先后接受30余名中共党员到县政府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1939年2月,吴山民组建义乌县抗日自卫中队,他同意安排3位中共党员担任中队领导职务:中队长黄山阳、指导员周禹平、分队长姚忠杰。中队还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吴山民担任县长后,义乌形势特别好,县府各部门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手中。吴山民在党的推动帮助下,实行国共合作,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整顿了乡保甲长队伍,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举办多种救亡训练班,部分地区实行“二五减租”。招募兵员,发扬明代戚继光抗倭的“义乌兵”精神,成立“义乌营”,加入浙江省抗日自卫总队,开赴前线杀敌。吴山民的抗日救亡和民主进步措施,掀起整个义乌的抗日高潮,吴山民县长的影响和威望也得到大大提高,深受人民群众爱戴。被黄绍竑誉为“义乌县是模范县”、“吴山民是模范县长”。广大人民群众称吴山民为“红色县长”。
      义乌出现这样一个进步局面,抗日救亡运动搞得红红火火,国民党顽固派当然很不舒服,视吴山民为眼中钉、肉中刺。义乌豪绅楼云汉、胡理耕等人控告吴山民把义乌搞成“赤色义乌”,说义乌被共产党赤化了,说吴山民是“左倾危险分子”、“共党的保护伞”。千方百计想拔去这面模范红旗,企图扼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在此之前,陈果夫就怀疑吴山民是否是共产党打进他身边的人,电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调查处理”,由于浙江省的黄绍竑与陈果夫有矛盾,吴山民才未受害。但国民党顽固派打击排挤吴山民的阴谋,始终没有放松过。1939年农历十一月,浙江省政府突然指令吴山去湖南衡阳军事训练部南岳干训团受训。在集训期间以“鼓动风潮”罪名被扣押。1940年2月,把吴山民的县长职务撤掉了,并开除国民党党籍。后又以视察员的空名把他软禁在永康方岩。1940年7月14日,家里去电报说父亲病故才让他回来。
1940年11月,吴山民被县府侦缉队长余志汉抓走。当时村里许多农民扛着锄头准备去救吴山民,夫人苏亦舞顾全大局劝他们别动武。由于吴山民舅舅余逊斋及同学、时任金华专员公署专员赵龙文出力,花了不少钞票,才获保释。
附人物简介:吴山民(1902—1977),原名琅椿,字念萱。义乌上溪里美山人。历任浙江省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参事室主任、省文管会副主任。浙江省民革第一至四届副主委,第四届民革中央委员。浙江省政协第三届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与赵龙文有关的人和事(择自百度百科)
1937年11月5日,倭军在钱塘江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12日上海陷落,杭州守军国民党第十集团军刘建绪部第63师接到密令正欲“掘堤御敌”!此举非同小可!苏南和浙江杭嘉湖平原均将瞬间变成泽国,其惨其烈岂堪想像?骝公面临非常选择,决定绝对不能坐视祸滋,他当机立断,一边严厉要求守军马上停止部署掘堤,一边严令各县设法阻止掘堤并布置人手严防,一边疾电蒋介石陈明利害,请其直接敕令制止。如斯三管齐下,方使一场一触即发的灭顶之灾,消弭于肇端。然而,一“惊”才定,一“惊”又至。16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指派南京工兵教官运来两吨炸药,限令次日炸毁钱塘江大桥,骝公倍感震惊和痛惜。倘若此时炸桥断路,阔水横绝,将会导致何等严重的后果!骝公又一次面临非常选择。骝公坚持对南京来人说,“现在(它)正是疏散物资与人员的主要通道,无论如何不能马上破坏。一切的责任由我省主席担当”。因此多争取到的近40天时间里,就凭藉那座桥,浙江撤运出大量的军民物资,仅12月22日一天即运走机车车头300多台,客货车2000多辆;成千上万的百姓、伤兵通过大桥撤往后方,脱离了日本鬼子的魔掌。11月24日,周边情势愈危。骝公接到杭城士绅金润泉等的报告,戴笠别动队受命准备焚毁杭州。骝公至此是遇到了抗战时期他在浙江省主席任上的一个最严重、也最为棘手的紧要选择:如果这回他再选择抵制或拖阻,无疑意味着他是明摆了在同自己的“最高领袖”顶着干。面对着别动队的火油、木材,他没有昧心改变自己的立场,他严令戴笠手下那帮别动分子立即住手!且有如下一番语重心长的训诫:“一个地方不得已失守了,这个地方上的人民财产还是我们中国的,我们总有回来的一天。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那样,受损害的还是自己的人民。”两天后,26日骝公接到国民政府让他调职武汉的电令,认为他惊慌失措,造成地方混乱,免职另派军人任职。12月9日,骝公交卸省主席职事。临行前,其似有预感,特地将杭州市长周象贤、省警察局长赵龙文、保安处长宣铁吾等召至住处,郑重地叮咛道:“外面焦土抗战的风气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时,你们一定要防止。”诸人一一应诺。23日黎明前新任省主席黄绍竑在撤离省会去桐庐时下了命令,要在敌军到达之前把杭州全市烧毁。赵龙文等没有忘记前主席的“临别赠言”,便“集体抗命”使黄绍竑的“最后布置”完全落空。
附人物简介:骝公:
朱家骅,字骝先、湘麟,浙江湖州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然以其特出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精力,担当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影响现代中国甚巨。朱家骅曾是中统负责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德关系的重要人物。
(择自百度百科)中央警察大学


      中央警察大学,简称警大。前身为中央警官学校,成立于1936年。1954年在台复校。1995年改制为中央警察大学。警大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及台湾地区培养警务人员、消防人员的最高学府。

中国警政教育,追溯其源,始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创立之京师警务学堂,历经政权变换与时间递擅,先后改制为:高等巡警学堂、内务部警察学校、警察传习所、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
1936年,国民政府为统一全国警官教育,合并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及浙江省警官学校,于同年9月1日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校址设于南京马群镇,办理中央警察大学校门

二年制及三年制正科教育。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学校随国府西迁重庆,校址设于重庆南岸之弹子石。除正科教育外,增设特种警察训练班及特科警官训练班。
为培养各省独当一面之高级警政干部,复于1944年1月成立警政高等研究班;为储备收复台湾后之警察干部人才,又于同年9月举办台湾警察干部讲习班;并先后甄选品学兼优之各期毕业生赴美国留学深造。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学校迁还南京,校址设于南京光华门外。为配因应建警需要,扩大办理军官转警训练与各种专业训练。除南京外,并在西安、广州、迪化、重庆、北平、沈阳等地设立六个分校,及上海、台湾两个警官班。包括南京总校、各分校、各警官班在内,在校学员生达一万二千余人。
1949年,政府军在国共内战中失利,学校先迁广州,再迁重庆,辗转来台。原设于台北市之台湾警官训练班予以归并接训。因政府机构一再紧缩,1950年1月,奉令停办,但仍保留台湾警官训练班,继续调训现职警官。
1954年5月奉准在台复校,继续办理正科教育。至1957年经内政、教育两部核准,正科教育增设四年制大学部,初设行政警察、刑事警察两学系,嗣陆续增设公共安全、犯罪防治、户政、消防、交通、及外事警察、役政、行政管理、资讯管理、国境警察、水上警察、鉴识科学、法律等学系。1970年创办警政研究所设硕士班。1974年起招收女生。除办理研究所及正科教育外,并举办在职警察人员升职与专业讲习班。为促进国际友谊与合作,除接受外籍学生来校留学,并与外国大学合作,交换师资与学生,举办学术研讨会,积极参加国际警察学术组织与活动。
1995年12月12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并于12月20日“总统”明令公布,正式更名为“中央警察大学”。
历任校长蒋介石(1936年9月1日--1947年10月1日)
李士珍(1947年10月1日--1949年2月)
陈玉辉(1949年2月--1949年6月)
李骞(1949年7月--1950年6月)
乐干(1954年10月--1956年4月)
赵龙文(1956年4月--1966年11月)
梅可望(1966年12月--1973年12月)
李兴唐(1973年12月--1983年4月)
周世斌(1983年4月--1987年5月)
颜世锡(1987年5月--1995年5月)
姚高桥(1995年5月--1996年6月)
陈璧(1996年6月--1997年7月)
谢瑞智(1997年7月--2000年8月)
朱拯民(2000年8月--2001年8月14日)
蔡德辉(2001年8月-2006年3月)
谢银党(2006年3月-2008年6月20日)
侯友宜(2008年6月20日-2010年12月24日)
谢秀能(2011年3月18日- 至今)
转载陈松溪2005年的<<郁​达​夫​四​首​佚​诗​的​发​现>>.

     赵龙文 与郁达夫的交往(择自百度文库)
     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  是郁达夫殉难60周年,笔者为撰写一篇论文,查阅了上世纪30年代福建报刊,新发现郁达夫佚诗一首。此诗题为《寄题龙文兄幼儿墓碣》,原载1936年6月19日福州《华报》副刊《小华园》,作者署名郁达夫,诗云:
我辈情钟怀抱物,世间谁谅季英心?
千秋亭畔离离草,落日荒原泣夜禽。
此诗题中的“龙文兄”是谁,与郁达夫的关系怎样?披读《郁达夫全集》发现,龙文姓赵。他的姓名先后出现在郁达夫的《梅雨日记》、《冬余日记》和《闽游日记》,也出现在郁达夫的游记和书信中。然而,关于赵龙文的生平还是知之甚少。 翻检剪报资料,1995年10月9日《羊城晚报》刊载署名一张写的《郁达夫四十言志诗》曾谈及赵龙文“早年原是广东高师毕业,曾执教杭州浙江省立一中。不久,因缘时会,受知于蒋介石,立擢省警官学校校长、警察局长、民政厅厅长。1950年去台湾,成为海军政治部中将主任,为台湾‘情治界’前辈云。”1937年3月15日,郁达夫在福州写给日本友人小田狱夫的信中曾提及:“杭州领事松村、医生钱潮、警察局长赵龙文是我的朋友。”日本友人、中国史研究专家增井经夫偕夫人于1935年12月1日到杭州访问过郁达夫。他后来谈及这次访问时曾提到郁达夫说警察局长赵龙文是他在北京大学教过的学生。上述资料可供我们了解赵龙文的简历,以及郁达夫与赵龙文之间的关系。 郁达夫自从1933年4月从上海移家杭州之后,赵龙文就经常去拜访。1935年,郁达夫举债筑一新居,自署“风雨茅庐”。赵龙文虽然是当地的警察局长,却也喜欢舞文弄墨,他在扇面上题写了两首诗赠给郁达夫。第一首是录于右任的诗:
风虎云龙也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
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第二首是赵龙文自己写的诗:
佳酿名姝不帝秦,信陵心事总酸辛。
闲情万种安排尽,不上蓬莱上富春。
1935年11月28日(农历十一月初三)是郁达夫40岁(虚龄)生日的前两天,他写了两首 诗,发表时题为《赵龙文录于右任诗并已诗题扇贻余,姑就原诗和之,亦可作余之四十言志 诗》 ,诗云:
卜筑东门事偶然,种瓜敢咏应龙篇?
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
昨日东周今日秦,池鱼那复辨庚辛?
门前几点冬青树,便算桃源洞里春。

这两首诗题又作《卜筑和龙文》。赵龙文题赠的诗和郁达夫“姑就原诗和之”,各有其寓意,但我们从中可看出他俩之间的交往。令人惋惜的是,郁诗的“苟活人间再十年”,竟成谶语。再十年———郁达夫流亡于苏门答腊,1945年8月29日夜,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后被杀害于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的荒野中,享年仅50岁。历史上竟有如此巧合! 至于赵龙文的丧子之事,香港朱渊明先生在1982年写的《怀念郁达夫》亦曾提及:在杭州时,郁达夫曾劝他 “多读宋儒书,庶足宽舒胸臆,减少郁抑,盖因赵嫂及龙文当时有丧明之痛,我们亦同感哀戚,适达夫来坐,遂相言及,颇觉心酸,达夫遂以劝余”。由此可见,赵龙文丧子之时,郁达夫还在杭州,曾对其劝慰过,但朱渊明并未谈及郁达夫为此写过诗文。新发现的这首诗,从发表的诗题和时间看,是郁达夫到福州之后才写寄去的。 郁达夫曾有两子早殁。他的散文《一个人在途上》、《记耀春之殇》和诗《志亡儿耀春之殇》,就是先后为龙儿、耀春的早逝而写的。这些诗文发表过,引起读者注意。赵龙文由此而想到请郁达夫为其幼儿墓碣写点文字,也是很自然的。郁达夫由于自己有过丧子之痛,有切身体会,所以此诗也流露出他伤感之情,令人读后有凄怆之感.
       据说赵龙文逃离大陆时到义乌福田井头村上空绕了三圈,表示对家乡的思念,次女赵兰郎在义乌教过书,1962年蒋介石任命赵龙文为反攻大陆总司令时,人民政府请赵兰郎去福建前线做统战工作,后来到美国去了。
我想更多的了解有关赵龙文的信息,谢谢
明天我去图书馆,看赵龙文出现在《郁达夫全集》的什么地方?
---------摘自<<毛森将军回忆录>>之四之

                 第六章 脫險回浙二十一 順利脫險回金華








我將內外勤部署妥當之後,即與朱文友殷殷握別,囑其繼續維持店稱,應付偽方追查。我同時與錢塘江對岸趙龍文密切聯絡(我的電台與趙台本來通報),告其何時何地偷渡錢江,請其引接。即攜帶香燭、紙等,乘坐黃包車,偽裝燒香還願;由凌佩紳帶路,繞過西湖邊,穿越梅家塢,同杭州城外而去。



當時這地區雖臨前線,窮人為了生活,仍來往穿插,或走私偷渡,或拉車裝運,龍蛇混雜;雙方密探都有來往活動。監視最嚴的地方,土名「牛反嶺」,實係一座小山:我們經過時,日軍都在防禦工事內,外圍佈繞鐵絲網,沒有下來盤查。


走了一段路,遇到七八名日軍,似是巡邏隊,對我們怒目敵視,用槍指著喝問來意。我答:大病初愈,來此燒香還願。日軍初尚不信,押著我們走進附近茶棚內檢查:這時茶棚坐著很多茶客,多是本地鄉民。日軍令我脫衣檢查,當然什麼也沒有查到;見我攜帶香燭、紙等,問我為何到這裡來燒香?我說:「病時許了很多願心,這裡的廟也是許過願之一。」附近確有佛廟,細看我的身分證,確係杭市居民,才放了我。


當日軍盤查我時,茶客們見我是陌生人,都用異樣眼光看我,表現恐懼之色:日軍走後,都哄然高興。內有二人接近我,私告趙先生派其來接我。我見其約定聯絡暗號無訛,即跟其同行,叮囑凌佩紳回杭。他們帶我到了隱蔽地方,上了船,划過富春江東沙洲,踏上自由國土。


趙龍文擔任金華區行政督察專員兼抗日自衛團第一支隊司令,與杭富線日軍隔江對峙。承其指派機要參謀何效文督率諜報參謀張丙炎,在前線佈置幹員,接我到其司令部。對我特別款待,指定何效文、周鍾嶽兩參謀照顧我。何的簡歷前文已有提起,茲不多贅;周鍾嶽又名周元輔,原我別動隊區隊長,後去趙部擔任參謀,現在台灣經商。


浙江抗日自衛團有七個支隊,以趙支隊實力最強;轄第一、第二兩個總隊,與日軍常常隔江砲戰,交鋒多次,表現優良戰績。我警校同學葉潤華,擔任迫擊砲連連長,剛陣亡不久。我們在校時曾同一次參加演講辯論會,葉辯才鋒利,評為冠軍,我忝列第三,對他印象深刻:今竟未捷先死,不勝悲感,曾往弔祭。當時浙江主席黃紹旅,頗有打算將該自衛團作其基本武力;趙亦滿懷文人將兵,成為儒將。他與我長談歷代儒將,為國家既為名臣,又為名將,建立功業,流芳千古。他與戴先生本極莫逆,他的出任浙江警校校長及浙江省會警察局長,都係戴的推薦,但他不願沾上特務名義。西安事變時戴去西安赴難,自認凶多吉少,要趙接代其職位,以備不測,趙堅不接受。他對戴函電都用「節略」,自稱「弟」,不用「報告」及「鈞座」、「職」等稱呼。並對戴明白地說:「我們間是朋友,不是部屬。」後來他去西北,無形與戴脫離政治關係。他又詳述歷史上富春各次戰役的勝敗得失,歷歷如數家珍。他問我日軍動態,我向他詳細分析:


「日軍現正擴張武漢戰果,威脅我中原心臟;如果我方不屈服,他必擴大戰場,掠奪我物資,以達其『以戰養戰』,對付我們長期抗戰。杭州日軍,正積極修復錢江大橋,有打算進犯浙東企圖。杭州以下錢江江面廣闊,暗礁羅列,不宜渡江:如其進犯浙東,必在杭州至富陽之間渡江,貴部首當其衝(日後日軍果在該段渡江,進攻浙饋線)。」


趙留我住了多天,盡情暢談,我才去金華......


  我回到金華,突發高燒,因忙於處理訓練班工作,沒有看醫生,硬挺幾天,不藥而愈。(时间为民国29年3月)


趙龍文也剛回金華,我曾請其去淨明寺對學員訓話兩次。這時日機空襲頻頻,有一天我行至明將胡大海之墓附近,警報突發,接著日機即到頭頂,目擊其向金華火車站俯衝投彈,頃刻被夷為平地。日機曾多次飛越專員公署及向公署掃射,趙龍文始終據案辦公,絕不躲避;表現大將風度,大家傳為美談。一般來說,警報響時,大家驚惶奔避,也有強充好漢,不逃不避。當時常以逃不逃空襲,批評一個人有膽無膽。


現我想起韓戰停火時,有一美方戰士,在停火前片刻,伏在壕內不動,等到停火生效之後,才伸直身起來。大家問他為什麼?他說:「在停火將臨之前,即使知道敵人不會來攻,但仍可能發生射擊:這時犧牲,實不值得。西線無戰事的故事,即書中主角為表現勇氣,在停火前的片刻,即站立起來,被對方射來槍彈打死。」所以大將風度,乃臨危不亂,鎮定應變,決勝十里。如空城計的孔明,事臨危急,稍有失態或處置失當,非特全軍覆沒,自己亦立被俘。又如普法戰爭,當決戰時打得難解難分,非常激烈;德皇威廉十分憂慮,派宰相俾斯麥親赴前線視察。俾相回來向德皇報告:「必勝無疑。」德皇問其何以見得?俾斯麥說:「我去前線看毛奇將軍,他正忙著督戰。我打開一區多種捲煙,請他吸煙,他在猛烈戰火中挑出一支最好的捲煙,足見毛奇思維不亂,勝券在握。」結果如其所料,德軍大勝。此才算真正大將風範也。


此時趙龍文的心態,與前已有大幅轉變,私下對我說,他因非軍校出身,在危難時得不到友軍相助,也無法物色優秀幹部;所有推薦來的或自投來的,都是別人不要的芋數。以後在淳安途中與其相遇,他已無心統兵。不久他去蘭州,在谷正倫手下擔任民政廳長,勝利後又隨谷出任糧食部次長,自此即無機會再見面。每每憶起對我友善支援,常深縈懷。近忽聞其已在台灣去世,不勝哀悼!其女趙蘭郎留在大陸,在偶然機會中與我取得聯繫,我助其與其母聯絡:嗣後其家人為其申請來美,與母親兄姐等團聚。現其全家已移民美國,夫婦二人均有不錯工作,一子一女,均在讀大學,生活得快樂幸福。蘭郎亦認我們為義父母。


   在戴笠的策动下,1936年夏天,三名警察局长,杭州的赵龙文、厦门的沈觐康和安庆的王会之,代表全国警察谒见了蒋介石。在这次谈话中,他们不仅提出保留警察、“确立全国警察制度”,他们并主张废除民团,以充实警察经费。他们雄辩地谈到,民团制度不仅不适合渐渐开化的中国,它还将成为地方军阀的渊薮,使初初统一的国家不得安宁。黄绍竑所代表的广西,即是最明显的例子。换而言之,戴笠不仅反对废除警察,他并且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废团改警”。
  这一天,在一席长谈后,蒋介石先是谨慎地表示,“愿意考虑、尊重警察局长们的意见”;与此同时,他找来了戴笠,要他提出主张,“以定警察之废存取舍”。
  几天后,戴笠拿出了洋洋洒洒、包括五大主张的《建警方案》。



转载:<煮酒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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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风云
赵龙文成立陇南绥署2012/2/21 13:51:35 浏览:838 来源:武都文史资料 我要评论 字号:[url=]T[/url] / [url=]T[/url]
    胡宗南当时退守汉中.兼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察知甘肃陇东各县相继解放,而陇南一角,尚可依险固守,乃指派绥署秘书长赵龙文 (浙江人)率领338师师长王宪斌 (陕西人),驰抵武都,成立了川陕甘边区缓靖公署陇南分署’,其地址即现在的地委,赵龙文任主任,下设总务处,政工处、参谋处、军法处、秘书处、政务处,另外还有一个参议室,总务、参谋、秘书三处,设在绥署内,政工处设在师范附属小学,军法处设在救济院,政务处设在当时的参议会,总务处长叶载文 (四川人)、参谋处长王厚裔 (西安人)、秘书处长李兆瑞 (甘谷人)、政工处长蒋华选 (浙江人)、军法处长林树侵 (陕西人)、政务处长袁越震 (俄原人)、总参谋缪征流 (沈阳人)、参谋长兼副主任齐天放 (西安人)。
    赵龙文正在组织绥署之时.兰州接近解放,省政府人员全部西逃,武都绥署无形代替了省府职权,在当时它所能管辖的武都。文县、成县、康县、西固、徽县、两当。西和,礼县等九个县,行使其军政大权.自7月中旬组织成立到1月’底逃撤,历时约四个月。






转载:武都文史资料
民国疑案:史量才被刺引发的连环命案
    史量才的死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一片哗然。一阵乱枪,夺走了一个报业巨子的生命。史量才不仅是当年中
国第一大报《申报》的掌门人,而且拥有《时事新报》的全部产业,握有《新闻报》的大部股权。事发后,蒋
介石随即严令江、浙两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大洋一万元。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也全力以赴,督促属下分
别追查。但是,限期内案子还是没破,鲁涤平只得挂冠走人,去南京当军事参议院的副院长。海宁县县长江恢
阅随之撤职,该县各级公安人员均予以记过处分。
    杭州这边的鲁涤平刚被蒋介石接走“调养”,南京那边就已传出他“脑充血中风病逝”的噩耗。
    更奇怪的是,就在蒋介石、汪精卫等民国要人亲往吊唁、泪别“大星”以及国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赠鲁涤
平上将军衔的同时,他的小老婆却又坠楼以殉,香销玉殒。
    接二连三地死人,一个比一个死得蹊跷,一个比一个死得诡异,朝野上下,顿时沸扬连环追杀的传言。
   从报业大亨史量才的遇刺身亡到陆军上将鲁涤平的暴病猝死,再到鲁氏“爱妾”沙佐安的“坠楼殉情”,

真的太像一连串杀人游戏。
史量才被暗杀经过
   1934年10月6日,史量才携眷去杭,戴笠带上赵理君(一说曹立俊)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量
才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后考虑到如将史量才暗杀在杭州市内,杭州市警察局便脱不了干系;而这个
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文是戴笠死党,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戴笠手中,因此将视线转到杭州城外。
   参加这次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和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以
及汽车司机张秉午。他们用了一辆当时经常用来搞暗杀绑架的老式别克牌敞篷车。这车被戴笠名下的老司机们
叫做“功臣车”,因为当时汽车很少,经常要使用到它,平日停放南京鸡鹅巷53号。
    赵理君等人从史量才的司机那里得知史量才将于1934年11月14日由杭州乘自备防弹保险汽车回上海
后,即由赵理君先去察看地形,将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约离翁家埠四华里的地方选定为伏击点。
    他们又事先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另一个是杭州市警察
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10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停车房
内。
  这次杀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才能射穿史量才所乘的自备防弹保险
汽车。
  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量才的汽车驶近他们的埋伏圈时,他们就将那一辆老式别克车开上
公路,当道横着,伪装损坏,正在检修。
  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
下,坐在前排的司机和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先被打死,其他的人分散逃向附近的田野。
  魏斐德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对于史量才遇刺经过的描述简洁而又确切,唯一的缺憾是图配
错了。那一张以“被国民党特工谋杀前的史量才”来加以说明的照片上的人物是“龙潭三杰”里的钱壮飞,而
不是“直接挑衅”蒋介石权威的史量才。
  再说史量才父子跳出车后,便分头逃跑。凶犯们误认史咏赓为其父,因此有三个特务尾追其后,一连发射
二十余弹,均未命中。
  史咏赓人高马大,跑得很快,很快就钻进了小树林。史量才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
茅屋。两个杀手紧追过去,史量才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
  这时过来了一个聋哑人,扛着一个锄头。他觉得史量才举止特别,便就站下来看。史量才越是挥手让他快
走,他越是呆呆站着,嗷嗷乱叫。他的异样神情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
面连连向史量才开枪射击,其中一枪射中了史的头部。
  顾双法是当地人,当年13岁,亲眼看到了史量才的遗体。2006年夏,顾双法在接受上海电视台纪实
频道《档案》栏目《民国遗案》摄制组的专访时说:“我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就躺在小水塘里,一棵树
的下面。塘里水很浅,汛期早就过了,塘里没什么水。他就侧身躺着,头上戴着帽子,穿了一件长衫。我们叫
长衫,就是老式的袍子。人蛮瘦小的,泡在水里,被枪打死了。”
  杀手得手后即逃回南京,途中换了车牌,将京字七十二号试车牌照扔在了杭州西湖的苏堤上。

下达暗杀令的背后原因
  既然人是戴笠的部下杀的,戴笠又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史量才呢?蒋介石不是很
器重史量才吗?合影时,不是还特意让史量才紧挨自己站吗?两人之间不像有什么过节。难道所有的亲热都是
假象,真正埋在蒋介石心中的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说法1:


   1932年8月,炎热的太阳照耀着插进云端的庐山,蒋介石今天睡了个懒觉,昨晚读曾文正公文集上了


瘾,不知不觉地到了下半夜。今早吃了几口早餐,便拿着朱家骅和潘公展送给他的一封公文,准备批阅一下。
  《中国近现代暗杀内幕》用小说笔法,将史量才遇刺的直接动因坚持写成《申报》的言论,“大大刺激了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神经”。《中国近现代暗杀内幕》认为,要不是朱家骅和潘公展送了两张《申报》给蒋介石
读,报上有关“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和“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的“时评”,大大激怒了
蒋介石,蒋介石也不会“从庐山下山回到南京,立即召见了戴笠、朱家骅等人,与他们商量如何制裁反党国的
危险分子。史量才排在黑名单的第二个”。

要知道,沈醉“在重庆重新整编军统行动课程教材”时,是明白写上史量才的被“处决”的。他在给“第
三战区编练处”的学员们讲课时,也是举这一血案为典型事例的。
  当然,他当时举此案为例,只敢说史量才“因得到日本人支持在搞上海独立运动,是一种‘叛变祖国出卖
民族利益的罪行’,而不敢把真正的原因让学生们知道”。
  沈醉后来说史量才之死的“真正的原因”是“他与中国共产党有牵连”。
  沈醉说:“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
量才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
  沈醉还补充说道:“仅仅是由于《申报》有过一些反蒋言论引起CC的不满,便不会由军统去暗杀,而要
由CC领导的中统去执行。因当时戴笠和中统一直在闹摩擦,他是不会为中统效劳的。”
  事实上,《申报》上的“反蒋言论”很有限,有限的“反蒋言论”并没有像《中国近现代暗杀内幕》里所
渲染的那么严重,严重到“公然为**张目”,以致“党国形象在民众之中和国际上受到了严重损害”。
  当然,史量才的办报宗旨的确是“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素以“为民喉舌”标榜的《申报》
也对当局时有抨击,也曾因为连续发表三篇时评,矛头直指愈演愈烈的“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而被
“禁邮”一个多月。但总的说来,史量才也好,《申报》也好,真正要做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恐怕还是钱芝
生的话更为妥帖,更为客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史量才自恃《申报》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蒋介石政府不
能直接去奈何它,所以不但不大肯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话,完全受它利用,有时甚至反而对它泼冷水,在重
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上,来一两句不痛不痒的批评。”
  问题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即使是“不痛不痒的批评”,蒋介石也难容忍。
  “不痛不痒的批评”一旦演变成为另外一些更为实在的行动,一如“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坚定地
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以及“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唱对台戏,(注:魏斐德:《间谍
王——戴笠与中国特工》,175页)从而公开表明不再与当局同心同德、和衷共济,赵理君们就不能不扣动
扳机,让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射出穿透力极强的子弹.

说法2:


    白华山还在魏斐德的“三大原因”上添加了“承购公债”。


  白华山“研究过刺史案,发表过专题论文《史量才与上海的地方协会》”。白华山认为“史量才被刺的原
因,除了他政治上趋向进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史量才是当时一个活动能量很大的民族资本家”。
他不仅“反对国民政府发行公债和拒绝承销公债”,不愿意“为蒋介石‘反共’内战提供军费来源,拒绝为
民党政权进行经济输血”,而且还暗中“接济上海中共地下党的经费”,这才“深深刺激了蒋介石”,引起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愤怒和不安”,从而“决定暗杀史量才,以此震慑上海资产阶级,进而达到确保上海政
治局势稳定的目的”。
     白华山独辟蹊径、言之成理,但是坚持要拿史量才的“直批逆鳞、无所畏惧的豪迈气概”做足文章的人们还
是不愿轻易放弃那样一则关于“你有枪,我有报”的传闻。
  据说,1934年10月上旬,蒋介石在南京会晤上海各界名流,拉史量才合影,让他站在第一排的中
间。还说:“你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回敬道:“对不起,我手下有一百万读者。”
  蒋介石自南京与史量才面谈后,亲眼目睹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死硬派,他竟然胆敢用几十万读者来对抗他这
个拥有几百万军队的总司令、委员长。蒋介石至高无上的威信、尊严在这身材矮小的人面前丧失殆尽,他再也
不能指望史量才的合作了,立斩无赦!于是他对戴笠下达了密令。

RE: 首次发现民国时期浙江赵龙文奖章

30# 井的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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