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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现民国时期浙江赵龙文奖章

首次发现民国时期浙江赵龙文奖章

       笔者收藏到一枚红铜奖章,为12角星形,正面“浙江省会义勇警察转役典礼”,中间有“奖章”二字;背面钤印“浙江省会公安局长兼义勇警察大队长赵龙文赠”,还有数字“439".
查阅有关资料,得知还没有相关的信息,当属首次发现,应该是孤品!
这枚奖章的发现为研究民国时期浙江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同时为民国徽章家族增添一名新成员,因为是孤品,所以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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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龙文(1902—1968),原名华煦,号遁庵,男,义乌福田井头村人。六岁入私塾,习四书五经,过目不忘,乡里有神童之称。后就读于义乌第一高等小学、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地学系。先后在厦门集美师范、杭州省立一中任教,在汉口特别市政府任机要秘书。1928年与胡宗南、戴笠在杭州大佛寺结识,订生死道义交。1932年任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指导员,不久任教务主任。1934年经戴笠推荐,任浙江省会警察局长兼警官学校校长。1935年随行政院长孔祥熙以特使随员身份赴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随后在欧洲各国考察警政,次年回国仍任原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危急。11月15日浙江省政府改组,由黄绍竤任省主席。黄于12月8日到职视事,下令实施“焦土抗战”,指示并督促赵龙文执行海宁决堤以阻日军登陆,烧杭州城以免被敌所用,炸钱江大桥以阻敌南下。赵龙文认为炸桥可行,但焚杭城和决海堤万万不可,急电重庆下令阻止,从此与黄绍竤结下怨隙。

钱江大桥被破坏前夕,赵龙文率省局员警渡江到萧山、富阳一带布防,后撤至金华岭下朱整训,受命任浙江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省抗卫总队第一支队司令,苦守钱江南岸三年。1940年3月因被cc系排挤,经重庆去西安,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的秘书长。1942—1946年间,随谷正伦先后担任甘肃省民政厅长、粮食部常务次长、贵州省民政厅厅长。1947年转任“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同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任甘肃省陇南行署主任。同年3月经香港赴台,不久接任台湾海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并晋升中将。

1955年转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兼任台湾省警察学校校长。1956年起分别在“三军大学”、“政工干校”讲授“谋略学”。1961年起在台湾大学法学院主持星期“四书”讲座。1966年在警官学校退休后,不断应邀赴各地讲述孔孟学说,引古证今,用小事故事说大道理等方式著有《大学今释》、《中庸今释》、《论语今释》、《孟子今释》等书,为学界所称道。

1968年5月15日病逝于台北。

与夫人段静英育四子三女,幼子早逝,其他6个子女皆有所成。长女赵法郎为著名雕塑家,其事略载入美国“”出版社2001年世界名人集,定居旧金山;长子赵克郎,曾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任教,后从商,退休后居洛杉矶;次子赵义郎,现在广州增城市仙村镇仙村高尔夫球场任经理;三子赵皋郎,为电机工程师,定居洛杉矶;次女赵兰郎,在义乌长在,现居美国洛杉矶,任中文教师;幼女赵金郎,为美国威斯康辛州某证券公司经理,定居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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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龙文的签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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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30 20:53

警官学校时期的赵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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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30年代浙江警官学校人物
(2011-03-12 20:22:29)转载▼标签: 老照片体育 分类: ★图片档案★  
     1932年4月1日,力行社特务处成立,戴笠任处长。为了尽快扩大特务处班底,同年10月戴笠以政治特派员的身份,正式介入浙江省警官学校的日常管理,借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师资、设备和学生资源,大办特训班,培养特务人才。1932年12月浙江省警官学校原校长施调梅辞职,经过复兴社骨干王固磐的过渡,1934年2月戴笠推其最为信任的北大毕业生赵龙文为校长。
赵龙文上任后与复兴社骨干史铭、留美专攻犯罪学的酆裕坤组成班子(赵为校长、史为训育主任、酆为教务主任)。这个班子,对浙江省警官学校原教学管理班底进行了大调整,聘请了许多警学专门人才,来提高学校和特训班的办学质量。
受聘的教员有,余秀豪(留美博士后,专攻警学)、沈觐康(留德,专攻警学)、郑岩登(留奥,专攻警学)、俞启人(留日,专攻法学)、傅胜蓝(莫斯科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师)、梁翰芬(留法博士,主里昂警察局理化化验室)等。在这批人的培养下,警校学生和特工人员受到了较为专业的训练。其毕业生大多成为特务处和后来新军统的骨干,不少毕业生也在全国许多城市的警察局、公安局担任要职。
赵龙文、史铭、酆裕坤和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影像资料一直很难找到。前些日子忽而通过网络找到了有关浙江省警官学校的一批影像,为此特贴出三人图片,以飨警史同好。

3教务主任酆裕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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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30 20:59

警官学校时期的赵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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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训育主任史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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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冬季里沪宁杭相继沦陷。此前,浙江省政府撤退到金华。奉政府命令,赵龙文率领省有关警员撤退到金华。不久省长黄绍竑设立“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游击总司令部”,赵龙文部下人员较多,首先被改扩编为司令部第四支队,下属两个大队,驻金华南乡岭下朱。过了段时间,该司令部更名为“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第四支队番号改为第一支队,扩充为四个大队,加紧战备训练。
        1938年春,第一支队移驻金华西乡,开展正规化军政训练。赵龙文文人出身,缺乏战斗经验。为了作好抗战打仗准备,他组织了一个好班子,并且招募不少八婺子弟,尤以义乌兵居多。
        1938年10月下旬,第一支队奉命开赴富春江前线,接替原陆军独立33旅防线。他们大部分乘船经兰溪建德到富阳,小部分乘火车经诸暨湄池再乘船到义桥。
    前期布防情况是:司令部及直属处队,驻大源镇南5里塔堰。军士教导队驻大源。第一大队防守于中埠太平春江。第三第四大队作为主力,和迫击炮队布防于接近敌人的新沙东洲沙灵桥里山一带。第二大队则作为预备机动队。此外,在富春江对面敌占区,还有一个敌后游击大队和一支游击队。
    第一支队官兵是如何作战和生活呢,可以看看当时作为卫生兵的金明的回忆。
“第一支队在富春江南岸布防后,日夜有官兵在弯弯曲曲的战壕中,警惕地注视江对面敌军的动静,继续抓紧军政训练。政工干部仍对军民教唱抗战歌曲,每逢星期一上午的“孙总理纪念周”上,赵龙文总是在大源镇大祠堂的戏台上,对支队司令部直属处、队官兵讲全国抗日形势,进行抗日爱国教育。政治处每天出一张名《阵中日报》的小报。我们唱的抗战歌曲,有两首很有现实指导作用,也可以说是支队的行动纲领。一首是上海青年会战地服务团歌咏队队长刘良模作词曲的《第一支队歌》,歌词曰:“我们是第一支队的战士,我们是浙江的子弟兵。我们不要升官发财,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要拯救被压迫的老百姓。同甘苦,勤学问,有毅力,不扰民。我们要冲、冲、冲,冲过富春江,把日本鬼子赶出境,把灿烂的国旗插上杭州城。嗨!”歌曲重复一遍,第二遍开头一句改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战士。”歌词中的“同甘苦,勤学问,有毅力,不扰民,”是赵龙文亲拟的“队训”。另一首是洗星海作曲的《到敌人后方去》。
第一支队布防富春江南岸,曾几次过江袭击敌人。规模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隆冬杭富公路伏击战。事先得到敌人开拔路线的确切情报,由游击大队第一中队刘中队长(义乌人,极勇敢,绰号红胡子)率领,有五六十人参加。傍晚时分,当三路纵队行进的日军进入伏击圈后,刘队长一声令下,各种枪弹齐发,当场毙伤十余人。当顽固狡猾的敌人判明我方战斗力不强,就来个反包围。我军突围撤出战斗,刘队长和担架兵陈桂生、叶炳林等几个当场牺牲,看护班长张仁奎、担架兵徐寿洪等受伤。另一次是进攻富阳城,时间是元旦前夕。当时声势造得很大,说攻进富阳城里过元旦。但敌人有碉堡、铁丝网,武器较精良,第一大队两个中队佯攻未能奏效,元旦拂晓时撤回来。”
    下面就说东洲战役了。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也是短命的第一支队战斗史上最辉煌的战斗。           
        1939年3月21日阴雨,天没亮,盘据在周家浦的日军百余人,在炮火和毒气掩护下,分乘20余艘橡皮艇,从东洲浮沙紫沙强行登陆。守卫于此的官兵奋起抵抗,后敌又增兵至5百。因为第一支队官兵中毒和牺牲过多,5小时后不得不放弃阵地,撤退到富春江南岸。敌人乘机占领中部村庄陆家浦,大肆烧杀掳掠。当天下午,第一支队进行反攻,队伍从灵桥里山一带渡过富春江。天黑后,冒雨插进陆家浦前沿。
        22日凌晨,我官兵突然发起进攻,敌人措手不及,坚持2小时后撤出陆家浦。我方又调集兵力千余,渡过富春江,想将敌人驱逐出东洲。此时已经天亮,敌人再次增兵8百,疯狂反扑。双方激战8小时,死伤累累,无辜老百姓被杀亦有上百,房屋被烧30余间!东洲沙全部被敌人占领,还一度抢占了灵桥渡口。第一支队只有撤退到富春江南岸。22日下午,赵龙文急调部队增援,亲临渡口指挥作战,不准官兵后退一歩。经过反复争夺,日军退回东洲。我军决定发起第二次反攻,誓死夺回东洲。第一支队将主力摆在面对东洲的灵桥渡口和里山渡口,另将一部分兵力埋伏于西面的小沙和长沙,再抽一部分兵力绕道到凌家桥一带,破坏敌人交通,进行扰乱。天将黑,埋伏战士潜渡过江,插入江北地区。
        23日拂晓,东洲沙上空枪炮齐鸣,双方展开激战。战斗持续期间,左翼正规部队192师进攻富阳县城,右翼浙江保安队袭扰凌家桥,第一支队游击大队配合江北义勇游击队,在杭富公路上割电话线,拦截军车,破坏路面。日军四面受敌,惊慌撤离东洲。到中午时分,东洲光复!
东洲战役过去已经69周年了,我没有去实地调查,只能从资料上整理一下罢了。而资料并不齐全,观点亦各不相同。但在我想像中,当年敌我国共军民间,表现是错综复杂的。还历史真实面目,又谈何容易?
不过抗战总是正义的,国共军民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甚至付出了众多生命的代价。
    回头看1935年,郁达夫与赵龙文的唱和诗,最先写于《冬余日记》11月28日,时为农历十一月初三,正是郁氏四十虚岁生日。除了记上诗之外,郁氏还说此诗可为“四十言志诗看”。至于他的志是什么,诗里明白写着,“但求温饱”“苟活十年”,“门前冬青树”“桃源洞里春”。他想回归故乡,过过田园生活。可是局势粉碎了郁的美梦,颠沛流离于途,妻离子散于家,不到十年就惨死于印度尼西亚!
    赵龙文呢,虽然属于时常为非作歹的统治集团,但良心还有一点。他也希望安排好事情,“不上蓬莱上富春”,游一游美丽的富春山水。岂知诗作后不到4年,他是为抗战来到富阳。彼时此地,又会作何想?
    赵郁间,政治观念不同,但何必刀枪相见,互相喝喝酒,一唱一和岂不很好。
    再说东洲战役后数日,赵听说周恩来前来浙西视察,近日正欲从分水桐庐经富春江去绍兴,立即联系上并请去大源指导。
        1939年3月25日,周恩来及随从邱南章、卫士刘九洲等离开天目山,当晚宿分水。26日上午,在桐庐县政府大礼堂,向各机关团体作国内外形势报告。下午到窄溪,会见窄溪区署全体人员并讲话。太阳偏西时分,乘窄溪区区长闻骏材雇来的一艘中号船只,准备到富阳中埠,再走陆路。船是晚上开的,以便更安全一点。
    周恩来原计划中没有大源这一站,是赵龙文闻讯主动派主任政治指导员张齐赶到中埠去迎接的。张于黎明前到达中埠,调了二副轿。由于周恩来坚持步行,轿夫只好抬着空轿跟在后面。路程大约10多公里,大约9点钟到达司令部所在地大源塔堰。周恩来先在会客室与几个政工人员谈话,其中有张齐,政治指导员蔡继贤、周开福,政工队长姚启洪。然后周到赵龙文的房间里与之单独交谈,并共进午餐。午餐后,周恩来一行登上一艘小民船,去萧山县临浦。当晚在临浦改乘汽轮,回到绍兴。
    东洲之战,第一支队伤亡不少。转运到设在金华湖头第十四兵站医院的,有第四大队大队长田中华部下80多名伤员,其中有一位是协助作战的船老大。英勇阵亡的有第四大队副大队长、迫击炮队队长叶润华等130多人。由于减员较多,需要整补。不久司令部从富阳大源移驻萧山楼塔,在富阳新关村设前敌指挥所,赵龙文驻此。原来四个大队合编为第一总队,右翼的第二支队改编为第二总队,归第一总队指挥。在新关村山溪之滨曾举行过一次军人运动会,也有当地青年农民参加比赛。矮胖的赵龙文在400米比赛中,虽然远远掉在后面,但仍涨红着脸跑完全程,给大家提供了欢乐。
    这支主要由警察改编的部队,在浙江地方部队中算是佼佼者。金华各界人士给予极大支持,永康县妇女群众曾做了大批结实的布鞋,送到前方。赵龙文动情地对部下说:“同志们呀!弟兄们呀!永康勤劳妇女慰问的布鞋特别珍贵,要倍加爱护。大家穿上,都要更加英勇杀敌啊!”部队不准带家眷,赵龙文夫人以“看护兵”名义随队行动。东洲沙战役前,她经宁波乘轮船到上海去了一次,到租界里劝募到时值五万元的单人蚊帐,官兵每人一顶,得以免受蚊子叮咬。台湾义勇队也派来部分队员,充实政工队抗日宣传工作。刘良模率领的战地歌咏队印发教唱了许多抗战歌曲,如《毕业上前线》、《在太行山上》等。南洋华侨领袖林可胜,派毕工医师率一个红十字会医疗队。曾经普遍注射霍乱疫苗,馈赠当时奇缺的奎宁丸,官兵连服三星期,彻底根治了军中普遍流行的疟疾。
        1939年冬,在富阳大章村举行了一次隆重的阵亡将士追悼会,由赵龙文主祭,并有烈士亲属参加。
        1940年1月22日,日军偷渡钱塘江,占领萧山县城。第一支队就向萧山方向靠拢,司令部移驻萧山戴村地区。不久,支队奉命改编,赵龙文离开浙江远去西北。他临行时,队伍齐集在沈村溪畔,听了他动情的挥泪话别词,许多人都掉下热泪。
    赵走后,部队一分为三:副司令刘宗汉率大部分官兵,改编为陆军暂编第33师第6团,刘任团长,不久移驻余姚方向;参谋主任张光率领在敌后的孔岳圣等两支游击队,改编为“第3战区别动第2支队”,张任支队司令,继续在杭州附近敌后活动,后改编为“忠义救国军”的一部分;支队司令部直属处、队部分官兵不愿在第6团,各自远走高飞。赵的至交、卫生队长鲁介易,在金华法院街开设华东药房。军需处主任朱宗累回义乌经商。副官处主任张定任嵊县——新昌公路段段长。
浙江抗战指挥中心———永康方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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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军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浙江成为了东南抗日的前哨。11月,嘉兴、湖州失守,杭州告急,省政府决定迁至金华。11月25日,省政府奉命改组,桂系爱国将领黄绍竑出任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认为,金华地处要冲,空袭必多,不宜作为临时省会,当另行择地,遂委派人到永康方岩进行实地考察。在获悉方岩有天然岩洞可防空袭,且大小旅馆数十家足敷省府之用后,黄绍竑决定将省政府迁至永康方岩。12月24日杭州失守后,1938年元旦省政府正式在方岩五峰书院开始办公,省政府下属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等部门也随后迁来,大多数都设置在五峰书院附近的岩上、岩下等各村办公。
  方岩上任后,黄绍竑立即确立以战时工作为省政府施政中心,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广泛发动民众,积极开展救亡活动。
  政治上,黄绍竑于1938年1月中旬在永康召开了包括各县党部、商会会长、大士绅参加的全省士绅会议,进行了抗战总动员并取得成效。为进一步动员民众增强实力,贯彻抗战自卫国策,黄绍竑以the-Communist-Party-of-China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结合浙江实际,在1938年2月9日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共十条),主要内容有: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保卫浙江,收复沦陷土地,整顿各级组织,严禁苛派,禁绝日货,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加紧肃清汉奸等。这个纲领在全国范围内也属首创,具有积极的意义。纲领在浙江全省贯彻实行后,使the-Communist-Party-of-China及各进步团体能够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救亡运动,为爱国青年献身抗战事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1938年,黄绍竑在兰溪成立了全省第一支战时政治工作队,随即在全省各县推广。政工队在前方深入敌区开展对敌斗争,在后方动员民众抗战,逐渐成为了浙江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
  在经济上,省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举措,开辟了一些新税目,裁减了各项不必要开支,以供扩编自卫队及建立兵工厂之需。此外,省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浙江省赈济委员会,自1938年4月起由委员会出面开办难民染织厂,一方面收容了各地难民,另一方面也发展了生产,支援抗战。在办厂七年时间里,共收容难民2万人次以上,产布28万余匹、棉纱20余万斤,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战部队。
  在军事上,由于抗战初期浙江抗日战场上正规部队仅刘建绪的一个集团军,兵力配备十分薄弱,所以黄绍竑在上任以后,采取了依靠民众,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以弥补正规军队不足的策略,着手扩编了抗战地方军事组织———抗日自卫团,并亲自出任总司令。到1941年,省自卫团已扩编到21个,县自卫团也发展到两万余人,大大加强了抗日武装力量。为了保障自卫团的武器供应,黄绍竑还特别开办了一座兵工厂,从只有20多部烂机器的小厂起家,逐步发展成为具有1000余部机器,可以制造步qiang、机枪、迫击炮、枪弹、炸弹、手=榴=弹、枪榴弹等武器的大型后勤单位,生产出来的军火除供给自卫团队外,还输往正规部队和全国其它省份的抗日武装,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浙江境内原来单靠正规军片面抗战的局面得到了较大改观,各种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群众抗战热情日益高涨,群众参军、参加自卫团、支前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供,逐步出现了以方岩为中心,全省民众共同参与的抗日新高潮,浙江的抗日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黄绍竑入主浙江时,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逐步形成,华北的红军接受了改编并积极参加了忻口会战等战役,还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但在浙闽边境,闽浙边根据地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国共双方虽然停止了战斗,但部队依然对峙,随时都有发生摩擦的可能。黄绍竑顺应全民抗战的历史潮流,与the-Communist-Party-of-China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晤。1938年3、4月间,借去武汉出席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之机,黄绍竑与周恩来进行会谈,回到永康方岩后又与the-Communist-Party-of-China代表黄昂等进行会谈。经过多次谈判磋商,最终达成四点协议:the-Communist-Party-of-China闽浙边区武装部队开赴苏皖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确定赴皖路线;the-Communist-Party-of-China部队经过时,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团队不予为难,并给予补给上的方便;the-Communist-Party-of-China留在后方的家属不再从事政治活动,省政府保证其安全;准许the-Communist-Party-of-China在丽水或温州设立办事处。至此,国民党正式承认the-Communist-Party-of-China在浙江的合法地位,在浙江境内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正式形成了浙江全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粟裕率领的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正式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多次重创日寇,给予其长期、沉重的打击。1939年春,周恩来视察浙江时再次与黄绍竑进行了会晤,进一步巩固了在浙江刚刚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随着浙江境内抗日局面的发展,黄绍竑亲自扩编、训练的抗日自卫团以直接参战、开展游击战、为主力部队提供后勤支援等多种方式,参加了东沙洲战役、宁绍战役、浙赣战役等,积极开展军事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1939年东沙洲战役中,由赵龙文率领、the-Communist-Party-of-China浙江地方组织委派大批共产党员任大队、中队干部和骨干,有“戚家军”之称的省抗日自卫团第一支队重创了富杭线的日军,受到了周恩来的重视与表扬。
  1942年5月,侵华日军为了占领并破坏我设在衢州、丽水、玉山等地的机场,掠夺武义、义乌、东阳、永康等地的资源,纠集了精锐部队14万余人,自5月15日起分三路沿浙赣线发起了浙赣战役,先后占领了金华、兰溪、永康、建德、武义、浦江等地。但6月份占领衢州后,敌军战线过长、占领地区太广,兵员出现不足。6、7月间,我抗日自卫团在广大战场上大显身手:有的积极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有的专门破坏、打击敌人的补给线,有的展开敌后游击战,不断歼灭小股敌军,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正规部队与自卫团的双重打击下,敌军不得不向兰溪、金华方向仓皇撤退。我军民同仇敌忾,协力追击,终取得辉煌战果。此役我方共歼敌3.5万人,击毙敌第15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
  自1938年1月至1942年5月,省政府及其下属各部门在永康方岩度过了抗战时期最艰难的四年半时间。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里形成,组织全省进行抗战的各项政令从这里发出,指挥全省地方武装进行作战的军事决策也在这里做出。在那段时期里,永康方岩是浙江省全民抗战的指挥中心,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在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上留下了自己的篇章。
(作者单位:永康市文管委 )

转载:www.zJww.cN
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  国民党公安局(暨阳社区»暨阳社区 › 精采转载 ›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假如北京巡警部在某种意义上是北洋军阀的全国性模式的话,国民党在1927年成立的相应机构便是广州的公安局——受到当时美国警察机构名称启示的一个名字。广州公安局是由孙科建立的,北伐前他把美国的市政管理系统在广州付诸实施。国民党执政后,除了南京都市警察总部以外,所有的警察部门都乖乖地把他们的名称改为“公安局”。   
    名称一致,行政管理也统一。1928年全国警察专家委员会成立,由首都的4个官员和8个省级官员组成,归内政部警政司领导。次年颁布了有关规章制度,要求对所有警官和警校学生实行教育。于是警察学校纷纷在浙江、江苏、山西、广东、江西、湖北、陕西、山东、云南、河北、甘肃、察哈尔、青海、福建和广西建立起来。全国委员会按理每年开4次会,但实际上他们从未碰过头或召开正式会议,后来这个组织干脆解散了。   
    1931年在全国重开警察改革的讨论。1月里,内政部在南京召集了讨论警察管理的第一次全国内政会议。接着次年12月召开了由来自各省市100多个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全国会议。这些代表提出了关于开始实行警察退休金制度,使用新式武器,雇用女警察和统一按手印制度的提案。   
    这段时期内,日本的警察制度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1930年内政部举行了一次考试,从高级警校第十五届选拔了10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去东京接受内务省警察训练学校的培训。当年浙江警校也派了21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去日本。但欧洲警察力量仍为基本模式。1929年全国警察委员会成员之一王达瑞(音)利用参加9月在巴黎召开第五次国际警察会议的机会,研究了欧洲警察体系。他认为维也纳的警察部队最为优秀,值得模仿。于是1930年浙江省政府主席邀请了如道夫·缪克(Rudolph Muck)博士和奥地利的其他警察专家担任警察管理和培训的顾问。   
    同年浙江警校毕业班的10个学生被派往维也纳学习,而到了1932年,如道夫·缪克博士成了南京中央政府的警察顾问,同时也是改组上海公安局的顾问。两年后,由酆悌率领的一个委员会被战争部派往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去考察。1935年力行社核心干部组及蓝衣社核心成员李士珍,也被派到国外去研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警察制度。   
    1930年被邀请到中国的司法专家之一是加州柏克莱警察署警官吴兹(A.S.Woods)。吴兹之所以被选拔为顾问帮助改组南京都市警察,是因为奥古斯特·涡孟(August Vollmer)的V-人对美国地方警察署来说,就像代表了国家警察力量概念的艾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G-人一样,他们使柏克莱警察署成为世界最杰出的警察部门,名声越来越大.

   1928年6月初,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驻军曲阜整训。胡宗南请假回浙江孝丰家乡省亲,看望年迈的父亲、继母与弟妹。胡宗南自此以后每年都有此例。这年6月中旬,胡宗南省亲后在归途中,经杭州,寓西湖大佛寺小憩,结识了两位浙江同乡:一位是戴笠,一位是赵龙文。

  戴笠比胡宗南小一岁,黄埔六期骑兵科毕业。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1897年生,比胡宗南小一岁,黄埔六期骑兵科毕业。当他与胡宗南结识时,正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担任情报工作,尚未显达,常单人单骑颠沛于丰、沛、萧、砀之间,做军事调查与搜集情报的工作,生活艰辛而又狼狈。而这时胡宗南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的少将师长,却不因与戴笠地位悬殊而看轻他。胡宗南在结识戴笠后,在交谈中就看出戴笠超群的“特工天才”与情报工作能力,敬佩他的旺盛的精力。胡宗南还看到戴笠有许多与他相似或相近的地方,如他们都是浙江西部山地人,一居天目山,一居仙霞岭;都系黄埔军校出身,是黄埔系的重要骨干成员;都极其忠于校长与领袖蒋介石;都希望在蒋介石的领导与提携下,干出一番大事业,以飞黄腾达,扬名于世,青史留名。二人又年岁相近,个人性格与爱好也有许多相同之处。胡宗南这时正为了发展与扩大自己的事业而积极地物色志同道合、富有才干的同志与密友,因而对戴笠分外看重。戴笠既感激胡宗南的侠义相助,更看重胡宗南手握重兵的权势与军事指挥才能。二人相见恨晚,自此订交。

  赵龙文则比胡宗南与戴笠都要年轻一些。他是浙江义乌人,曾在北京大学读书,后投入国民革命军,富于政治工作才能。胡宗南也十分看重他的才干与学识。

  胡宗南与戴笠、赵龙文三人在这次短短的相聚中,常常在大佛寺开怀畅谈,讨论时局,讨论当时中国社会上的种种实际问题,也常常讨论一些诸如“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分别,又怎样呢?”这样的理论问题。(赵龙文:《怀胡宗南先生》,刊(台北)《中外杂志》第1卷第1期。)

  此后,胡宗南与戴笠、赵龙文结为深交,尤其是戴笠成为胡宗南终生的非同寻常的密友。

  胡宗南从杭州回部队后,一方面让戴笠在其第一师师部挂职,借以支持与掩护他的情报工作;一方面不断向蒋介石推荐与谕扬戴笠的特务工作才干与业绩,使戴笠迅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职权不断上升。几年后,戴笠就担任了复兴社特务处的处长与军委会特务处的处长,执掌蒋介石的军事特工大权,后来更担任了名闻全国、令人胆寒的军统局局长。胡宗南与戴笠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在生活上互相照应。胡宗南为戴笠的特工工作支持武器,支持士兵,支持军事干部,如马志超、吉章简等。戴笠也为胡宗南的军队提供情报,还常常为胡宗南的家事提供帮助。如1937年胡宗南的父亲死于孝丰家乡,胡宗南正忙于指挥战事,不克奔丧,戴笠亲往孝丰为其营葬。胡宗南年过四十而未婚,戴笠于1937年将自己手下一位年轻、漂亮而又能干的女秘书叶霞翟介绍给胡宗南,后来成为胡宗南的夫人。戴笠的亲信部属沈醉对戴笠与胡宗南的亲密关系,这样写道:“戴笠在工作上和私生活上能打成一片的知心朋友应当首推胡宗南了。他每次见到胡,真是三天三夜都谈不完一样。有时两人在一起像发神经病一样,谈到半夜过了,他送胡回去又谈一阵,胡又送他回来,往往弄得通宵不眠。”(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152页。)人称“戴胡不分家”。

  此后,胡宗南与赵龙文也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当胡宗南从杭州回部队时,就约赵龙文往曲阜一游。赵来到曲阜胡宗南的师部作客,后又随胡宗南部迁移到大王庄,到柳泉,到徐州的九里山军营,与胡宗南朝夕相处。“每日清晨,双骑并出,林花碧柳,晓露如珠,则下骑徐步,娓娓而谈。自个人修养,以至治平大道,历史掌故,无所不谈。”(赵龙文:《怀胡宗南先生》,刊(台北)《中外杂志》第1卷第1期。)在此期间,赵龙文帮助胡宗南对官兵进行政治宣传,在每天官兵们饭后三分钟,赵龙文对官兵们演讲通俗的故事与道理,灌输主义与思想,据说,“收效极大”。后来赵龙文长期在戴笠手下工作,在杭州警校任职。抗战军兴,赵先任浙江金华行政督察专员;在1940年到甘肃,在谷正伦部下工作。但他始终与胡宗南来往密切。1947年年底,他任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跟随胡宗南从西安撤退到汉中,到成都,到海南,到西昌,直到1950年年初逃回台湾,成为胡宗南的最重要智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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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洲保卫战牺牲的数百将士长眠大源蒋家村www.fynews.com.cn  2013年6月6日 8:26 富阳新闻网     近日,作家蒋金乐先生向富阳日报记者爆料,大源镇蒋家村埋有东洲保卫战牺牲的数百名将士的遗体。
    “身边有这么大范围的阵亡将士墓地,作为本村人竟然一无所知。”熟谙家乡历史文化的蒋金乐,毫不掩饰这一消息给自己带来的震撼。曾任富阳市史志办副主任的张建华,也坦言此前“毫不知情”。东洲保卫战作为富阳抗日战争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战斗,战死沙场的将士们却一直静静地长眠于看似荒草遍布的高家墩。
    今年3月,蒋家村着手续修中断了73年的家谱。村里邀请了十几位老人,请他们回忆过去70多年里村里发生的重大事件。82岁的蒋雪谷老人提到,1939年东洲保卫战中战死沙场的士兵,有数百人埋葬在村里一个叫高家墩的地方。
    高家墩在蒋家村最南边,此处为棋盘状地形,高高低低的土墩把一亩多地分隔成大小不一的区域。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造田运动后,这里的大部分土墩被夷为平地,种上了农作物。少部分保留的,也被人开垦出小小的菜畦。

    老人心中的回忆

    高家墩埋有抗日将士的事情,在蒋家村老一代中几乎人尽皆知。大家都记得当年战士们在祠堂里生火做饭,奔赴前线的种种细节。
    东洲保卫战爆发时,蒋雪谷只有8岁。“那时候我们在祠堂门口玩啊,经常能看到有人用门板抬着尸体进村来。”当年蒋家村驻扎了两个连的士兵,都住在祠堂里。祠堂整修前,还能看到当年大锅做饭被烟熏黑的地方。“两个连长,一个姓刘,一个姓戴。”
    “赵司令矮矮胖胖的,肚子很大,看上去很和善。”84岁的蒋关水跟蒋雪谷一样,都是战争的见证者,曾亲眼见过浙江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省抗日自卫总队第一支队司令赵龙文。“赵司令的兵一船船发出去打仗,很多死掉的将士都运到我们这里来了。”蒋关水记得村里的卯生、阿曹、法生等人帮着掩埋尸体。“埋死人有钱赚的,他们来不及的时候就会去叫小弟兄帮忙。”
    “当时,我就在香火堂上课。”84岁的蒋福桃说,那时候,孩子们很喜欢跟着先生识字唱歌,经常能看到送死人进来,但是大家都没当回事情。
第一支队民运队严秀峰女士在回忆录里提到,第一支队迫击炮队队长叶润华的尸体存放在距离大源镇两三里路的关帝庙里。    而老人们口中也一再提到,将士的尸体是从关帝庙运过来的。
    他们所说的关帝庙,现位于大源镇蒋家村五圣堂17号。当年的关帝庙早已破败,原址上建的一间灰墙房,现在被一个收废品的租住,从里到外堆满了各种废品。86岁的蒋法娣一直住在这附近。
    “关帝庙很大,比这大两倍都不止。”蒋法娣对着17号的屋子比划着。她回忆道,关帝庙的正门对着大源溪,前面有一个歇脚亭,“黑黑的亭子很老了”。蒋法娣说,虽然住在关帝庙附近,可是她不敢去。
    “当时,天刚刚暖和起来。打仗了,死掉的人都送到关帝庙来放一放,里面的死人真的是叠起叠倒。”蒋法娣当年只有12岁,印象中的关帝庙跟死亡划上了等号。虽然记不清事情究竟发生在哪一年,但是她记忆中“刚刚转暖”的时间,确实与当年战斗的时间相吻合。





蒋雪谷和他募集资金所立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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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被战火埋葬的爱情

    关于蒋家村是否埋有东洲保卫战阵亡将士遗体的说法,严秀峰女士回忆录中的章节可作为佐证。
    叶润华是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迫击炮队队长(当时武器落后,事实上相当于一个步兵中队),严秀峰的追求者。严秀峰初三时两人就认识,叶润华深爱严秀峰,却从未正面开展追求。他用“父母”、“领导”之口,让严秀峰与自己结婚,可严秀峰心有抵触,一直以自己还年轻,且国难当头之际不想考虑个人问题为由拒绝。直到叶润华身着严秀峰织的毛衣战死沙场,年轻的女孩才明白这份深藏在叶润华内心的爱。
    1939年3月21日,叶润华在东洲保卫战中不幸牺牲。严秀峰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急急赶往离大源镇二三里的关帝庙,一盏黝黑的走马灯,两旁挤压着僵硬的阵亡将士的遗体。我小心翼翼地跨越隙缝中的空间寻找叶润华的遗体,突然靠向左后方,我看到了一件紫红色的毛衣,熟悉地出现在我的眼里,没错,是叶润华。这件毛衣是他生前请我编织的,他穿着它一齐与他的身体共存亡,我激动得难以压抑自己。记得他生前因向我求婚被婉拒,而对我说‘要向赵司令请调东洲最前线,不成功便成仁’。”
    蒋雪谷说,自己仍记得祠堂旁边香火堂里有国民党的两个女老师教大家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之类的抗日歌曲。“一个是高鼻梁的老师,很漂亮。一个鼻梁有点塌,脸上有雀斑。”当蒋雪谷看到严秀峰的照片时,激动地连声说:“就是这个女老师,那个漂亮的女老师。”

     曾遭遇破坏的阵亡将士安息地

    高家墩到底埋了多少战死的将士,没有人能说得出。官方记载东洲保卫战牺牲200余人,但是部分就地掩埋于东洲江堤下,部分被亲人领回。埋在蒋家村高家墩的具体数字,无从得知。
    “只记得一排排全是死人,都埋得很浅。”蒋雪谷说,战士们的坟墓不是圆包型的,而是像种菜的菜畦,长长的,比平地高出几十厘米。“每一个坟包上面插一块毛竹片,有些是木板,木头上面写着人名。”
    蒋雪谷当时年幼,总跟着嫂嫂去高家墩割草,但满目的坟包让他此生难忘。“整个高家墩一亩多地的位置全部都是坟包,起码有好几百个。”
    今年49岁的蒋国军还记得小时候玩耍时的一件事情。“上世纪70年代造田的时候,大人们挖出了很多的骨头。”
“村民蒋光平还挖出了手枪,只不过烂得差不多了。”蒋国军跟几个朋友提起此事,大家都还记得结伴去人家家里看手枪的事情。
    蒋国军带记者来到高家墩立碑的地方,距离此处不到5米的低洼地里,有一个被水草遮蔽的水潭。“这就是高家潭,以前面积还要大。”蒋国军说,造田运动时,高家墩上的泥土就被填埋到潭里。“起码有几十座坟被破坏了,泥混着骨头被推倒在潭里。”据蒋国军说,高家墩未被破坏的地方应该还有一些遗骸,深挖下去,估计多少还能找到些。
    除去倾倒入高家潭的阵亡将士遗骸,还有一部分被倒入了附近的大源溪。“10多年前,我们在高家墩附近的河里挖溪石,也挖到过好几个炮弹。”59岁的蒋金叶所说的,也与此相印证。
关帝庙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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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潭,造田运动时,骨头被推倒在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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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老人自发立碑纪念阵亡将士

    高家墩最大的一个土墩名叫高家墩,此地因此而得名。2008年,蒋雪谷老人向村里人募集资金,在高家墩上立了一块简易石碑。“赵龙文司令带来的部队作战很勇敢,常常主动进攻。”跟蒋雪谷一个时代的人都还记得,这群陌生的热血青年为了保卫富阳而不顾生死。
    一次偶然的机会,蒋雪谷听说有台湾人(即严秀峰,她与国民党将领李友邦结婚后定居台湾)捐钱在东洲建亭立碑,以此纪念东洲保卫战。“那边是战场,牺牲的人都在蒋家村高家墩啊,这里也应该立个纪念碑。”蒋雪谷马上向富阳的黄埔军校同学会反映,希望能给埋葬在高家墩的将士英魂一点告慰。“大家都在纪念抗战牺牲的将士,可谁知道我们这里埋有这么多为国牺牲的将士,却连个墓碑都没有。”说起这事,蒋雪谷就很痛心。后来,蒋雪谷就想自己募集资金,为这些战士立碑,这一想法得到了村里人的支持。
    “我以为大家都忘了他们,谁知道都还记得他们。”蒋雪谷说,消息一出去,一些年纪大的人主动拿着10元、20元来表心意。有人把身边的钱都捐了,还要回家取钱。这些淳朴的村人让他非常感动。
    蒋雪谷联系了村里三分之一的人家,凑了5000元。“后来,想想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就不募捐了。”蒋雪谷用这笔钱做了一块纪念碑,用砖头、水泥简单地搭了一个平台。
    纪念碑所在的位置是蒋雪昌无偿提供的自留地。蒋雪谷在石碑后面写了简单的几句话,大意是杭州富阳沦陷之后,赵龙文司令带兵抗战,阵亡将士埋葬于此。

    专家:“阵亡将士安葬地”一说有理有据

    张建华曾任富阳市史志办副主任,是富阳抗战历史研究的权威人士。今年4月,张建华曾前往蒋家村高家墩查看。对于蒋家村掩埋东洲保卫战阵亡将士的说法,张建华认为“非常有可能”。
    张建华认为,通过大量走访蒋家村老人,所获知的信息可信度非常大。“对老人而言,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没有必要虚构一个事件,更何况还有很多健在的老人知情,故所陈述的内容就会更贴近事实。”而严秀峰女士的回忆录中,对于停放将士遗体的关帝庙内部情况有非常细致的描写。“这样清晰深刻的记忆,正说明这一切都基于事实。”
    “司令部在塔堰村,关帝庙在五圣堂,而埋葬将士的义冢地(古时候为无钱购买墓地者提供身后安葬的地方)在蒋家村,这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张建华说,第一支队的主体是杭州警察学校的学生、教官,杭州警察局的警察。杭州沦陷前,他们撤退到金华,在那里动员了东阳、义乌等地的青年,经训练后赶赴富阳前线抗战。因此可以推断,很多战死的士兵是东阳、义乌方向的,且大多年轻无子嗣。
    “老人们提到用竹片、木片当墓碑的细节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张建华说,战争时期物资匮乏,因地取材才是合理。只有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石质的墓碑。

    历史因素让阵亡将士寂静长眠

    从事党史研究几十年,张建华认为蒋家村阵亡将士安葬地“被遗忘”在“情理之中”。一方面是抗战时期,除了有后人领回的遗体外,其余阵亡战士大多是就地掩埋。“在这么多年研究中,几乎没有遇到过集中处理战士遗体的战役,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外。”张建华在调查东洲保卫战的过程中,了解到东洲江堤上葬有将士。“去蒋家村也没有人提及这方面的情况,就以为这场战斗的牺牲者都埋葬在江堤上了。”
    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环境造成的。解放后,老百姓对国民党讳莫如深,也很少有人会提起这些事情。“如果是共产党烈士的安葬地,估计解放初蒋家村的百姓就会来反映了。”张建华说,当地百姓也未曾向民政局、史志办等单位反映。“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严秀峰曾回到过大源,估计也没有人向她提及高家墩的事情。”张建华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东洲保卫战的阵亡将士遗骨到如今才被提起。

    这一发现丰富东洲保卫战的历史遗址

    张建华说,东洲保卫战是国共合作之后,在浙江省抗战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次战斗。这场战斗的胜利,也使得正在浙江抗战前线视察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特地转道大源,慰问了第一支队的抗日将士。“赵龙文司令个人也很爱国,这是一支有强烈爱国心的国民党地方抗日队伍,奋勇杀敌,是国共统一战线的结果。”
    “高家墩的发现确实是一个意外。”张建华有些兴奋,也有些遗憾。“这里的坟墓都被损坏了,这是最大的遗憾,但如果这里能够重新立碑,那么富阳东洲保卫战的历史遗址将得到丰富。”
    记者从张建华处得知,目前富阳集中埋葬国民党抗战牺牲将士的墓地只有几个,此前得知春建乡曾有一处,但现在也夷为平地。在张建华看来,这一地点的发现,将东洲保卫战战场、东洲保卫战纪念碑亭、周恩来视察大源纪念碑等串联成一条爱国主义教育精品路线。(记者 蒋立红 摄影 朱啸尘)
      东洲保卫战:东洲保卫战发生在国共合作的1939年3月21日至23日。当时,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杭州、富阳江北一线后,企图进犯江南,扫荡浙东,策应正在进攻南昌的日军。东洲岛上由浙江省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守卫。3月21日拂晓,日军土桥一次师团一部乘弥漫雨雾,在毒气弹的掩护下,从周家浦乘橡皮舟偷渡。抗敌自卫团和一支队官兵临危不惧,奋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东洲陷入敌手。后在当地群众和友军的支援下,奋战三天两夜,击退日军千余人的进攻,毙伤日军50余人,收复了当时浙南的抗日前沿阵地——东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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