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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串门帖】学习玉器(二):西周古玉--陕西沣西张家坡、山东滕州前掌墓地出土

本帖最后由 中原文化 于 2013-10-20 12:36 编辑

辛苦方版,我们现场拍摄的没有你的好,高手

找点资料补偿一二。

   周原与丰镐
  
  周原是周王朝的发祥地,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的西部,距西安市约二百华里,北倚岐山,南临渭河,西有千河,东有漆水河。广义上,周原包括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眉县、乾县的小部分,东西长约七十余公里,南北宽约二十余公里。
  
  周人最初并不居周原,直到周人的第十三代祖先古公亶父时由于受到北方戎狄族的不断侵扰,才率众迁入岐山之下的周原。《诗·大雅·绵》是这样记载的:"古公蜜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古公亶父迁居周原后,在此立国,改国号为周,并建立了都城,称作京,这是我国关于京城概念最早的由来。
  
  现在周原的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从西北的风翔县到东南的武功县逐渐递减。可以想象当时周原上应该是河流纵横,气侯温暖湿润的。现在的横水河和湋河,据史念海先生研究证明,当时称漆水和沮水。许多西周时期的墓葬和遗址中都出土很大的鱼骨和河蚌。《诗·周颂·潜》记载:"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鳢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诗·绵》也记载周原当时的景观是:"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周原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鉴于当时周原地区盗掘、私藏、买卖之风的盛行,遂引起陕西省文管会的重视,多次派人到岐山县和扶风县调查和清理,获得了大批珍贵的西周青铜器。周原青铜器出土不断,因此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称呼。在很多青铜器上都有铭文,为研究当时西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如五十年代征集的禹鼎,高一尺三寸,直径一尺二寸五分,腹围四尺,重八十余斤,铭文202字,这段铭文内容给研究禹的家史和厉王征伐南淮夷的史实提供了重要线索。1974年在扶风县黄堆云塘村又发现一批青铜器,征集到七件青铜器,其铭文内容肯定了是共王八年的器物,不仅为西周铜器断代提供了一件标准器,也为研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提供了重要资料。1975年在岐山县董家村又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清理出铜器37件,制作时代从周穆王到宣王时期。其中有30件铸有铭文,铭文记载着西周中晚期以物换田、土地交换、林场易主、诉讼判决、赏赐判决、赏赐策命等重要事件,反映了西周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土地制度、阶级关系等多方面情况,是研究我国西周历史的重要文字材料。著名的有卫盉、卫簋、卫鼎(甲),卫鼎(乙)四件卫器和三件此鼎。周原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艺术的宝库,它代表着西周文明的最高水平,无论从造型、纹饰、风格、铭文等方面来看,处处都闪现着西周人民的智慧的伟大的创造力。
  
  周原的大量青铜器有墓葬出土,也有窖藏出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既有造型精美的实用器,也有粗劣简单的明器;但窖藏青铜器的风格则大不相同,全是宗庙重器和实用宝器,庄严、凝重、纹饰精美,铸造得富丽堂皇,有很多长篇铭文。如著名的大克鼎、毛公鼎、大丰簋等。目前周原发现的青铜器窖藏有68处之多,有著名的扶风庄白1~6号窖藏、齐家1~8号窖藏、任家1~3号窖藏、康家1~3号窖藏、强家1号窖藏、还有任李、刘家、召陈、齐镇、云塘等多处;岐山礼村1~3号窖藏、贺家1~4号窖藏、董家1号窖藏、王家咀1~2号窖藏、还有京当、童家、凤雏、北寨子等处的窖藏。以1976年发现的著名的庄白1号窖藏为例,它位于白家村南100多米的坡地上。平面长方形,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10米,深1.12米,窖口距地表最浅处26厘米,最深处45厘米,时代从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窖藏坑内器物放置有序,共埋有103件青铜器,有铭文者74件,其中铭文少者一字,多者284字。此外还有两件玉器,两件蛤蜊。青铜器造型浑厚,纹饰繁缛精美,充分表现出西周人民高度的创造力。这批青铜器有著名的商器、陵器、折器、丰器、墙器、伯先父器等,其中有名的史墙盘铭文最重要,在腹底有铭文284字,其中重文5字,合文3字,它历述了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功绩,还记述了史墙以前五代的世系,为西周铜器断代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周原遗址自1976年以来的重大发现是对岐山京当凤雏村西周甲乙两组宫室建筑基址和扶风法门召陈村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清理,使我们了解到西周宫殿建筑的大致情况。目前所发现和发掘的宫殿建筑还很少,以后随着工作的开展,一定还会发现更多的宫殿遗址。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在其归属上曾有两种意见,一是属周王室所有;另一种认为是以往周原所出青铜器的所有者的住宅,但目前已普遍认为属宫殿或宗庙性质。建筑和使用的年代,根据基址中出土的西周甲骨和陶瓷器等判断,为周文王时期到西周中期,距今三千多年。此建筑属文献记载的"茅茨土阶",布局规整对称。房基南北长45.2米,东西宽约32.5米,建筑面积约为1,469平方米,整体建筑呈南北向。由影壁、前院、门厅、中院、前堂(大殿)、东、西小院和后室、过廊、东西厢房、排水设施等组成,下面就由南往北概括介绍一下这组建筑的结构。
  
  首先门厅由西塾、门道和东塾组成。东西门塾与东西厢房面朝前院,在转角处各有台阶一个,通向门塾和厢房的回廊。影壁在前院中正对门道处。中院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2米,面积约222平方米。中院东西两边各有两个侧阶,每边侧阶约三层,分别通往东西厢房前的回廊。中院北边设三个台阶,中间大,两边稍小。前堂也就是大殿为该建筑群的主体,从柱础石排列看,应面阔六间,每间宽3米,进深6米。此殿通面宽17.5米,进深6米,而殿基南北宽9米。殿堂前有三门,后有三门。后院由西小院、过廊和东小院组成。东西小院面积各约63平方米,西小院北面偏西、东小院北面偏东各有一个台阶,通向后室前的回廊。后室共五间,东西排列,面朝南,面宽23米,进深3.1米。后室前的回廊长20.5米,宽约1.5米。东西厢房位于门厅、庭院、前堂、后室的两侧,南北排列,左右对称,每侧厢房各有八间,前檐墙都带有回廊。东厢房通长约43.4米,进深3.2米,回廊宽约1.5米,西厢规模与东厢略同。
  
  此建筑群中的排水设施共有两处,一是在东门房下部设一条南北走向的陶管水道,使中院的水顺水道排向前院;二是在后院中的东西小院之间的过廊下部用石块叠砌水道,再加上东厢房下部有一条阴沟,使院内的积水通过此水道和阴沟排往东边的大水沟。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反映了周人在周初时的建筑水平已非一般,如房屋的隔墙,大部分用黄土以圆夯头分层夯筑,墙身有一定收分,墙体厚度不一,说明周人对墙体的选择是按实际用途,而非象文献所记载的那样一律"墙厚三尺(周尺)"。而且基址中所发现的夯土墙块,有的从夯窝痕迹上可看出用五个夯锤捆绑在一起夯筑,这样就加大了夯面,也说明了当时周人在版筑技术上的进步。还有,墙面和室内地面均用黄土、细砂、白灰搅拌的"三合土"涂抹,使之光滑坚硬;在房顶的屋脊和天沟处使用板瓦覆盖,又在较重要台基的边缘处用土坯叠砌。这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用瓦和土坯的较早范例之一。
  
  凤雏乙组建筑基址由于破坏严重,只清理了一座与甲组前堂相似的房基,面阔六间。
  
  下面再介绍一下另一组重要的建筑基址——扶风召陈建筑群址。目前已发掘面积约6375平方米,清理出15座房基,其中下层房基2处,上层房基13处,皆有卵石散水。该建筑群有很多直径为0.90-1米的柱础。它和凤雏甲组基址一样也是由多组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前后左右对称,布局规整,也属于"茅茨土阶",但它规模、体量更大,所以其构架可能更复杂。其下层建筑中F3、F5和F8保存较完整,以F3为例,房基长22米,宽13.4米,它建筑在一个东西长24米,南北宽15米的大台基上,面积360平方米。东西两侧中间略凹,使建筑平面呈"工"字形,在台基四周有九个台阶,南面三个,其余三面各两个,南面中间的台阶最大,阶长1.2米,宽9.6米;F3面阔六间,南北五间,其最大面阔达5.6米,台基四周设卵石散水,可作屋面排水之用。
  
  召陈建筑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西周早、中、晚三期的瓦片,有板瓦、筒瓦和半瓦当。
  
  召陈建筑址年代据地层叠压和打破关系及出土物判断,下层的F7和F9两处房基始建于西周早期,上层的13处房基始建于西周中期,毁于西周末期。其性质应属西周中、晚期建筑的一座大型王宫。
  
  以上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均由单组建筑组成群体,而且从构造上看已非雏形,而是相当成熟。这就纠正了以前认为我国群体建筑始于秦汉的论点。建筑中大量用瓦的事实,也把我国建筑用瓦的年代提早到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西周时代。两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周的宫室布局提供了证据。
  
  除凤雏和召陈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外,在礼村和齐家村也发现了建筑基址,但规模要小的多,且礼村的属土窖式房屋遗址。
  
  在周原的另一重要发现是出土了大量的西周甲骨。1977年和1979年在发掘凤雏甲组建筑基址西厢房第二号房基时,发掘了两个窖穴。两窖共出卜甲和卜骨17,275片,其中卜甲16,371片,卜骨678片,有字甲骨292片。甲骨都经过修整,钻凿有方孔和圆孔等,卜甲几乎全是方孔,圆孔者极少;卜骨皆钻圆孔。在292片有字甲骨中,共计字903个,合文12个。每片字不等,有一片一字的,也有一片数字的,最多的达三十余字。
  
  1979年又在扶风县黄堆云塘大队齐家村北发现西周甲骨,其中一件刻有卜辞。不久又在齐家村东土壕畔发现刻有卜辞的龟甲版一件。同年,周原考古队又在甲骨出土地点清理出甲骨十多件,再加上附近采集的共22件,其中5件有卜辞,计94字。1980年在齐家村北灰坑又发现有字卜甲一件。
  
  以上周原凤雏、齐家两处共发现有字甲骨300片,计字约1009个。这批甲骨的年代上限到周文王,下限到周穆王。它的内容广泛,有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地名、人名、官名、月象、杂卜等,反映了西周时期多方面的情况。如反映周与当时殷朝关系、周与其它诸方国关系等。此外,甲骨中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卦象甲骨,均由奇数和偶数排列组成卦画,是我国后来盛行的阴阳八卦的渊源所在。
  
  关于这批西周甲骨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雕刻艺术上,它细如发丝,刚劲有力、刀法娴熟,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是我国微雕艺术的最高成就,从而使我国的微雕艺术可以上溯到商末周初,即距今约三千一百年。
  
  另外,在发掘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和召陈建筑基址时,出土了不少有刻划符号和文字的陶片和瓦片,共计约84片,它上承殷墟陶文传统,下接春秋战国陶文,对我国古文字学的来说是难得的珍贵资料。
  
  还有,在周原扶风县召陈建筑基址西北的云塘村发现了制骨作坊遗址,共清理出骨料1000多公斤;在凤雏建筑基址西2.5公里的岐山县流龙嘴还发现了制陶作坊遗址。
  
  周原除发现以上遗址外,还发现密集的墓葬区,目前已发掘300多座早周和西周墓。墓的规模都不大,中小型居多,一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也有带竖井式墓道的偏洞室墓,有的带腰坑。葬具皆为木棺和芦苇,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葬,个别的有侧肢或屈肢葬。随葬品一般为陶器,只有少数墓葬中有青铜礼器。这些墓葬的年代从早周到西周晚期均有。另在周原贺家村还发现西周车马坑10多座。但近年在扶风黄堆也发掘到了较大的贵族墓,并发现埋葬百匹马的大型车马坑。
  
  丰镐是继周王朝在周原的都城岐邑以后所建的都城。《诗·文王有声》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丰京位于沣水西岸,以后周朝为进一步灭商,武王又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武王都镐后,丰京并未废弃不用,仍保留着周王宗庙。据文献记载,西周诸王常居于丰或在丰处理国政等,如《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正因为如此,所以史学界通常把丰镐二京并称。
  
  史书记载丰京位于沣水西、靠近沣水,在汉长安城西南,户县城东或唐长安城西。据考古资料得知,在东至沣河,西至灵沼河,北至客省庄、张家坡,南至冯村、席王村,总面积约六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内涵丰富的周代遗址所在地,推测丰京位置在此。关于镐京的地理位置也多有争议,文献中对其位置的记载就有五种:①位于汉长安南或西南;②位于唐长安西或西北;③位于雍州西南;④位于沣水之东;⑤位于汉昆明池北。而现代的考古学家也就其位置多有考证,石璋如先生认为在今北丰镐村(即镐京观)西北一带;黄盛璋先生认为在南丰镐村一带;徐锡台先生认为应在斗门镇一带。
  
  关于丰镐的衰落和废弃,史书未见详细记载。但推断其大部分建筑毁于周幽王被杀的战火中,而随着平王的东迁,丰镐也就失去了它作为都城的作用。
  
  丰镐遗址位于陕西省长安县内,它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武王灭殷开始,直到平王东迁洛邑,其间三百多年,它一直是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是从1933年徐旭生先生率领的调查开始的,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的考古部门对沣河两岸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和发掘,基本上弄清了丰镐遗址的面貌,同时地方行政部门也加强了对此遗址的保护和管理。1961年国务院公布丰镐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沣水两岸对于丰镐遗址所做的工作很多,也有很多重大的发现,本文只能择其要点,概述如下:
  
  1977年到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在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发掘的四处夯土建筑基址,此外还在其周围探出了十处夯土基址,编号5~10,未发掘。其中四号夯土基址最大,它比在周原发掘的凤雏甲组基址和召陈三号建筑基址面积还要大,即总面积达1826.98平方米。此外,在四号基址附近还发现排水设施。四号基址的规模如此之大,与过去在沣西发现的深土窑式或半地穴式基址形成鲜明对比,至少是属于高级贵族的建筑。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陶器判断,其年代始建于西周早期的后段或西周早中期之交,毁于西周晚期的前段。
  
  另外,经钻探又在五号建筑基址往南,有一条折向西南的大路,路面宽约10~13米,最宽处达15米,现已探明的长度约200余米。在13号夯土基址的东西两面还发现了两段较窄的路土,东侧的一段长约40米,宽约0.7米;西侧的一段长约35米,宽约0.7米。
  
  目前这组建筑群的关系还不清楚,但结合文献记载自然会使我们想到丰京的地理位置,究竟它是不是丰京所在。还有待于今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1983~1984年对镐京遗址进行钻探和调查,在官庄村、斗门镇、下泉村砖厂及花楼子发现西周建筑基址10余处,其中位于花楼子的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规模宏大,错落有致。其总长59米,宽23米,面积1357平方米。主体宫室建筑面积为851平方米,平面呈"工"字形,由主体建筑和南北对称的附属建筑、夯土墙及墙基组成。它建筑在一高约1.5-1.8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上,台基的主体部位高达5米左右。五号建筑被认为属天子的宫殿,建筑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可能毁于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或西周末年的犬戎之乱。它与西距53米并且同处于东西平行线上的四号建筑似乎组成建筑群组,因为四号建筑探出了象征大型宫室建筑的大型石柱础,两者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或许五号基址是王的寝宫,四号基址是王办公或朝臣的殿堂也未可知。
  
  沣东五号宫室基址的发掘及其它十余座夯土基址的发现,为我们探索镐京的具体位置提供了证据。
  
  丰镐遗址的墓葬发现很多,较重要的有1955年在沣东普渡村清理的三座西周墓,其中一座属周穆王时期,随葬品丰富,所出"长囟盉"上的铭文很重要,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再就是1984~1985年陕西省长安县
沣西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的发掘。井叔当为王室重臣,可惜的是此墓地较大的墓均被盗,其年代为西周中晚期。M157为一代井叔墓,是一座带南北斜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通长35.4米,墓室长5.5米,宽4米,深8.24米,一椁重棺,外棺表面髹黑漆,内棺表面髹红漆,上有棕褐色图案。此墓南北墓道都有随葬车辆的痕迹,南墓道有车轮26个,车舆6个,还有辕、轴等;北墓道内也放置车轮、车舆等车子的各构件,附近还有马坑。M157是迄今丰镐地区所见最大的西周墓。N157东侧有M163,西侧有M161,均为女性,从其左右对称排列来看,三座墓葬应为夫妇异穴埋葬墓。此外,另有三座规模较大的带有南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均为一代井叔,其中M170最大。M170墓口长7.68米,宽4.5米,墓底长8.76米,宽5.6米,墓深7.8米;葬具由椁室、头厢、外棺、内棺组成。椁室长3.76米,宽2.6米,高2.1米,椁底积炭。双棺均髹漆,墓室及墓道内发现车轮30个,估计墓内随葬车辆至少15辆。
  
  1955年在沣西张家坡发现了西周刻字卜骨,这是继普渡村发掘长囟盂以来的又一重大发现。
  
  1961年在沣西马王村清理了一座青铜器窖藏,共出了53件青铜器。
  
  此外,在沣西张家坡和新旺村发现了西周制骨作坊遗址。1992年又在沣西马王村发现了西周陶窑。手工业作坊是城市遗址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对了解沣西遗址的全貌具有重大意义。
  
  古格古国
  
  在遥远的西藏西部,有一个叫阿里的地方。这里平均海拔高度4500米,素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举世闻名的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横亘其间,逶迤千里。冈底斯山脉主峰,海拔6600多米的冈仁波齐,藏语意为"雪山之宝"。它金字塔般卓然屹立于群峰之中,是藏传佛教、本教、印度教和印度耆那教神职人员的圣山。发源于冈底斯山西北的象泉河由东南向西北穿过阿里地区,在这片荒凉偏僻的高原上哺育出灿烂的人类文化。1000多年前在阿里地区突然出现、又于300多年前神秘消失的古格王国故都遗址,正是群星璀璨的西藏西部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阿里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旧石时代晚期。7世纪以前,雄踞西藏高原的强大的部落联盟,创造了阿埋区的土著文化——象雄文明。公元7世纪,象雄为吐蕃兼并,它谜一样的文明从此消失于时光的海洋。8世纪中叶,以赞普达玛遇刺为标志,统一而强大的吐蕃王朝走向分裂,西藏地区进入一个群雄割据、战乱四起的时代。10世纪,王室嫡系后裔吉德尼玛衮在战乱中逃往地处偏远的阿里。安居在神山圣湖之间的象雄,布让土王扎西赞接纳了落难的王子,并将女儿嫁给他,让他继承家国。吉德尼玛衮不负众望,重振旗鼓,逐步统一了西藏西部地区。后来他将三个儿子分封三处,建立了被称为"阿里三围"的3个小王国,其中幼子德祖衮占据古象雄旧地,创建了著名的古格王国。
  
  关于古格王国的历史,藏族史书语焉不详。尤其是第9代古格王以后至古格末期的历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但现存的史书对王国末期的历史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这一段因教亡国的悲剧从17世纪西方传教士在阿里地区的活动开始。古格末代国王赤扎西查巴德听信了西方传教士的游说,试图放弃王国几百年来崇信的佛教,'改信天主教。这一决定引起了喇嘛集团的反对,两派从教义之争发展至短兵相接,在滚滚战火中,古格王国走向毁灭。它在这一地区700多年统治也成为往事。雄伟的王国故城以及众多的历史遗迹,从此湮没于人迹罕至的荒原之上,300多年来不为世人所知。
  
  十六世纪以来人类探险的足迹遍布于地球的各个角落。然而,青藏高原——这块地球表面最高的陆地,由于其周国的重峦叠嶂和恶劣的高原气候,无数满怀梦想的探险家不能不望而却步。20世纪初,一些热衷于东方文化的西方探险家开始到西藏活动。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使地处高原腹地的古格王国故城遗址,在几个世纪的沉寂后苏醒过来。1912年,英人麦克阿瑟·杨假道印度,深入象泉河谷地,对古格故城和扎达托林寺作了考察。这是最早对古格王国的实地考察。本世纪30年代,享誉欧洲的意大利著名藏学家G杜齐,在考察西藏古迹时到达古格故城,遗址上众多的佛殿建筑,使他误以为这里只是一处寺院遗迹,于是将它命名为"擦巴隆寺遗址"。中国人对该遗址的认识始于1957年。该年一部反映藏族人民新生活的新闻纪录片在北京放映,前来观看的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异常震惊中发现了古格王国的存在。当年,故城遗址便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物考古界对古格城的首次考察迟至1979年。是年6月,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新疆文物委员会联合组队前往扎不让,对故城遗址的地理环境,建筑遗存、壁画雕塑作了初步考察。虽然只发表了简单的调查报告,毕竟标志对古格王国的科学考察已提上议事日程。1985年,西藏文物委员会组织古格王国遗址考察队。这次考察是迄今为止对古格王国所作的最全面、最深入的考察,弄清了遗址的总面积、遗迹数量和分布情况。出土、采集了一大批古格王国时期的遗物。1991年以上、下两卷《古格故城》公布了考察与研究成果。1996年始,国家和西藏自治区拨出巨资对这一人类宝贵遗产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维修,60余名藏汉专家、考古学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对古格文明的遗存进行了精心加固保护。
  
  学者们的不懈探索使这一沉寂300余年的荒原古城重新受到世人的瞩目。
  
  古格王国遗址座落在离阿里地区扎达县城约两公里的扎不让。沿象泉河西下,远远看见一座背山面水的土山在黄砂与砾石组成的世界里突兀而出。王国宫殿基址高耸于山顶,它那土黄色的高大墙垣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透现出一种交织着沧桑的雄伟之美。山腰的两座红色和白色的殿堂在高原的阳光下交相辉映。整个山体满是密密麻麻的洞窟,如同一个巨大的蜂巢。如今城堡内人去楼空,仅余残垣断壁,在荒凉的土地上诉说着王国七百多年的光荣与梦想。
  
  城堡的规模相当可观,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1200米,总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建筑遗存主要分布在土山的东、北两侧山腰和山顶的台地上。按功能来分,有王官建筑、宗教建筑、民居、仓库、军事设施、道路和暗道;就形式类别来分,有殿堂、楼房、平房、窑洞、碉堡、塔和围墙等。古格王国考古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张建林先生根据1985年调查结果统计,遗址内总共有房屋遗迹(包括殿堂)445座、窑洞879孔、碉堡遗迹58座、佛塔或残塔遗迹28座、塔墙1道、防卫墙10道、隧道或暗道4条。这是有史以来对古格故城的建筑遗存的第一次精确统计。在1985年的考察中,考古人员对城堡各类遗存作了详细的调查测量,获得了包括遗址总平面图、城堡的分区图、建筑物及窖洞的编号记录,以及重要建筑和窖洞的照片与线图在内的一大批宝贵资料。
  
  古格故城的建筑中,大多数房屋、殿堂、碉堡、佛塔用土坯砌造。防卫墙和塔墙用生土夯筑。在废弃后的300年间大多受到很大程度的人为破坏和自然侵蚀,宫殿、房屋等建筑顶部多已坍塌,地面和墙头也多沟壑纵横。
  
  城堡建筑系依山叠砌,层层而上,从上到下可分为11层。山顶台地是古格王国的王宫建筑所在,王宫区共有40余间房屋,面积一般在12-18平方米之间,均系西藏传统的平顶土木结构。多数为单层,少数为2-3层,有些房屋的窗户至今还可依稀辩认。国王和王族的宫室小巧别致,位于山顶南部的东面。王宫西部建有被考古工作者戏称为国王"冬宫",是整个宫殿区最大的建筑。考察者认为它是古格王国末期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这一处足以抵御高原冬季零下30多摄氏度凛冽寒风的安乐窝,大概因为王国末期的那一场毁灭性的暴乱使它的修建永远停留下来。
  
  分布在土山北坡的房层遗迹,占整个古格城房层建筑的三分之二。房屋遗迹中大多是平民、贵族的住宅以及僧舍,还有为数不多的佛殿、经堂和仓库。其藏式平顶坍塌不存,高高低低的残墙让人联想当年那些鳞次栉比的房屋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王宫的繁华景象。
  
  形形色色的窑洞是古格故城极富特色的一种建筑形式。在西藏高原的建筑史上,古格窑洞可谓"昙花一现"。迄今的考古发现表明,除古格王国辖地的一些遗址外,在西藏的其它地方均不使用窑洞,而且至今在遗址所在阿里地区,也没有人居住在窑洞中。故城遗址的的窑洞有百分之八十分布在土山的东、北、西三面的坡坎上。800多眼窑洞用于居住和储存的占三分之二。除了作为生人的藏身之所,窑洞也被用作死者的安息之地。无论是藏于窑洞壁龛之中四肢蜷曲的小干尸,还是层层叠叠放于洞中的战俘尸骨,都让人感受到窑洞与古格人生活密切联系。据说这种"藏诸岩穴"的洞穴葬式,很可能是古象雄特有的丧葬习俗在古格王国的遗留。
  
  宗教建筑包括佛殿,佛塔、塔墙等,它们呈扇状分布在土山北侧山坡的显要位置。山的上下现存寺庙建筑6座,其中以红、白庙最为著名。两庙为典型的藏式建筑,庙内从四壁至天花板都绘满了反映佛教内容的壁画,壁画构图精美且保存较好。红庙南墙上的一幅故事画,描绘了迎请古印度著名佛学家阿底夏的场面。红殿大门的门楣上,还有一组保存完好的雕刻,年代早于现存的壁画,内容包括佛教法事场面和千姿百态的人物造型。白庙的壁画中最有价值的是北墙上的一幅吐蕃历代赞普和古格王世系画像。
  
  在古格故城遗址中发现的所有遗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保存至今的佛教艺术品。壁画是古格佛教艺术中之集大成者。其布局之严谨规整,题材之丰富在西藏地区独占鳌头。内容有佛传故事、礼佛图、庆典乐舞、商旅运输、贡奉等,触及王国社会、政治与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古格王国的"清明上河图"。在各种佛教人物中,裸体的供养天女、空行母、神母被认为是西藏壁画中最优美的人物造型。从绘画风格上看,古格壁画与西藏东部和中部吐蕃地区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与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和西亚等地的佛教壁画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反映出古格与这些地区频繁的文化交流。除壁画外,古格王国虔诚的佛教徒们还创造了各种灵活的艺术形式,一段建筑构件,一小块卵石,一小片泥片,都可以激起他们艺术创作的灵感。那些精心雕饰的门楣、柱头,刻在卵石表面的佛像与菩萨,模制在小泥片上的各种造像,无不寄托着古格人的匠心与情思。
  
  崇佛与尚武在古格王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从王国的选址与布局,我们不难发现军事防卫在古格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整个城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城堡的西南、西北是高达200米的断崖;崖下是一条干涸的河床,南端紧靠陡峭的大土山,只有东边为较开阔的坡地。从山下的开阔地到山顶的王宫区,布置了由各式碉堡和防卫墙组成的三道防线,构成一套令人惊叹的立体防卫系统。王宫全城的制高点,四面临崖,山顶四周环绕由土坯围砌的城墙,只有一条长达50米的曲道从半山腰通向宫殿区,又窄又陡,仅能容一人通过,真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遗址内还发现了大量的箭杆、盾牌、铁簇、残甲衣等兵器。从白殿残存的壁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古格士兵格斗的场面。骁勇善战的古格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造就了雄据一方的王国,最终还是战争葬送了自已。遗址上至今俯拾皆是的武器似乎无言地诉说着当年战争的惨烈。
  
  其实,古格王国的统治区域远远超出王国城堡遗址的范围。由第一代古格国王的长子益希沃创建的托林寺,是中世纪的西藏名寺,即座落在离王国城堡仅两公里的扎达县城。在古格都城扎不让周围,还分布着多香、香孜、达巴、玛那、卡尔普等卫星城堡。象泉河沿岸的洞窟、佛塔、佛寺废墟更是随处可见。
  
  古格王国消失了,但它留下的千古谜团却依然吸引着后人。据文献记载,古格历史上的人口曾多达十万之众,但现在的扎达县仅有4000余人,且系1949年以后迁入。古格人是否都在17世纪中叶的那场战火中殒命了呢?否则,我们不能不叩问,在这片荒凉的土地创造过奇迹的古格人,你们去了哪里?
  
  南越王墓
  
  秦末汉初,我国的两广一带曾经存在过一个小国家,叫南越国。南越国的首都、在今天的广州,皇帝姓赵。第一代皇帝赵佗,原是秦朝南海的一个县令,为人十分精明强干,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时,他逐步取得了岭南的控制权。南越国一共传了五帝,93年。南越国的第四、五位国王合起来的时间只有三年,因争夺王位,兄弟相互残杀,来不及建立陵墓,国家就被汉朝灭亡了。第三代国王的陵墓,三国时期孙权派人挖了,从中挖出了玉玺、金印、铜剑等东西。孙权还听说第一代南越王墓中的宝物很多,派了上千的士兵到处寻找墓,没有找到,只得作罢。第二代南越王的陵墓则是个谜,史书之中从未提起。这座陵墓在哪儿呢?
  
  广州城北是风景如画的越秀山。越秀山的最西端是一个名字叫象岗的小山头。传说南越国第一代皇帝赵佗曾在这里筑"朝汉台"。明朝扩大广州城的规模,象岗一带成为北城门所在地。清顺治年间,在象岗上兴建炮台,是广州城北的军事要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象岗还划为军事禁区。七十年代,随着大陆与台湾之间形势的缓和,象岗不再作为军事区。数年之间,一幢幢的高楼大厦在象岗周围矗立。为了兴建著名的中国大酒店,还把象岗北侧的山坡削平,象岗成为一个孤堆。八十年代初期,广东省政府基建部门决定削平这个孤堆,大约花了三年的时间,把孤堆削低了17米,然后将削低的地方整理成近5000平方米的地块,计划在这里建造4幢高层的公寓楼。就在开挖墙基槽时,发现地下有成排的大石板,情况十分异常。工地的负责人及时把情况报告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同时暂停施工,保护现场。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经过3天的勘查,初步弄清这是一座岭南地区罕见的汉代大型石室墓,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好,可能是岭南地区之首,墓主的身份肯定也非常高。总之,这将是一座极其重要的考古大发现。
  
  鉴于事情重大,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立即将此事报告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同时电告国家文物局,随后又专门派人到北京向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详细汇报。遵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先生的意见,由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名上报国务院,请求批准发掘。1983年7月1日,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领导和专家同到广州,带来了国务院同意发掘的批示和田野发掘证照,并勘察发掘现场。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党、政领导对这次发掘十分重视,为了协调和有利于发掘工作的开展,由广州主要领导牵头,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帮助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和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三方派人组成"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下设发掘组、技术组、保管组、行政组。在中国考古史上,象这样阵容强大、组织严密的考古队伍并不多。正是由于这支队伍,广州象岗汉墓的发掘才保证了高度的科学性,成为一次经典性的考古发掘。
  
  考古学是一门人为性很强的科学,人的因素占据绝对的重要性,科学和非科学往往就存在于考古人员的举手投足之间。中国政府对大型古代遗存的发掘一直控制很严,对考古从业人员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考古学迅速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考古早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水平得到了国际上的赞许。同时,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加速,旅游越来越成为创造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许多考古场所被开发成为旅游景点。一些不具备高水平考古发掘的文物单位,或是为了迎合地方政府、或是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采用先斩后奏的办法,发掘了一些不该由他们主持发掘的考古遗存,结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种现象在八十年代有蔓延之势,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同样急需发展经济的广东,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处理方法显示了高瞻远瞩的胸襟。后来,广东省和广州市有关部门改变了建楼造房的计划,在象岗为这座墓葬专门兴建了博物馆,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考古与经济建设结合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象岗汉墓是怎样的一座汉墓?它为什么如此激动人心呢?
  
  象岗汉墓是一座挖坑和凿洞结合的石室墓。座南朝北,南北长10.68米、东西宽12.24米,总面积100平方米。平面呈"士"字形。前部为墓道和外藏椁,中间为前室,前室左右为东西耳室。后部为主棺室、后藏室和两边的东侧室、西侧室。各个墓室之间有门相通。客观地说,就规模而言,在中国已经发掘的汉代墓葬中,象岗汉墓实在是算不上什么的。它的面积是大约同时的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的八分之一,是河南永城梁孝王墓的七分之一,是梁孝王后墓的十六分之一,它甚至不如梁孝王墓的一个车马室大。不过,象岗汉墓的形制是很有特点的。它的开凿方式借鉴了中原地区诸侯玉墓葬"凿山为藏"的形式。墓室的安排,显然是从楚式的头箱、足箱、左右边箱的方式演变而来。从墓葬的形制来判断,已经可以初步断定为一座诸侯王级别的墓葬。
  
  各个墓室中随葬品的内容和陈列方式有汉代岭南地区的独特个性。墓道后部的外藏椁其实就是一具随葬棺椁。可以判断,殉人至少有两个。殉人的主要随葬品是陶器、木车和铜镜。陶器的个体比较大,有的高达60厘米。过去广州汉墓的陶器中多发现黍、梅、橄榄等粮食和果品残留,推测这些大陶器也是贮藏粮食和其他食品的。殉人是一种残酷、落后的现象,在中原地区的战国时代已经废除了。象岗汉墓的殉葬现象表明,当时岭南与中原地区的文明程度相去甚远。
  
  前室中的布置比较简单,其中放置了车马器和一具随葬棺。从随葬人身上佩带的印章知道,他的身份是景巷令,相当于史书中的永巷令,职掌皇室的家事。以景巷令为殉,并放置车马器,或许象征为墓主人准备车马,而令景巷相令陪乘。景巷令的身份远远高于外藏椁的殉人,他的身上有一套由3件玉璧、2件玉璜、2件玉环和1件铜环组成的玉佩。引人注目的是,前室中出土了两套砚台,砚石和砚面上都粘着一层墨迹。经鉴认,墨迹黑中泛红,与前室周壁和顶部的朱墨绘云纹的墨色一致,推测这两套砚台很可能是描绘前室图案之后留下的。
  
  东耳室是放置宴乐用具之所。随葬品的数量很多。室内整齐地陈放有多套铜、石、漆木质的乐器和许多盛酒的容器。北壁为一套铜钟和石编磬,全部悬挂在木架上。东壁为铜甬钟。东南角的青铜器,相互套叠,压在一起,有的铜器中的动物骨骼已经散落在地面。门口有一具殉人,身上佩带粗糙的小型玉饰件,推测生前为敲击钟磬的乐伎。
  
  从录象资料和门道口的观察得知,西耳室内层层叠叠堆满随葬品,几无立足之地。考古人员想出了低悬空作业的办法,就是先清出几个落脚点,搭起一个高出地面约60厘米的操作平台,考古人员坐在或趴在平台上就可以工作。人在高处,工作面在低处,一天下来,累得够呛,但大家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由于墓室多次进水和放置随葬品的容器腐朽的缘故,随葬品已经叠压在一起。根据发掘所见,可分为三层。上层有铜器、漆器、丝织品和玉印、玛瑙印等;中层有铜虎符、乐器、象牙和存放木工工具的漆木箱;下层有铁铠甲、车马器、丝织品等。没有殉人。
  
  主棺室是放置墓主尸骨的地方,长4.84、宽1.84、高2.3米。虽然面积小于东西耳室和侧室,但是一共用了19天才清理完毕。因为墓门已经锈死,为了保护文物免遭损失,研究和尝试进入墓室的方案,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的领导视察现场之后,同意用沉降墓门的办法进入室内。清理过程中,夏鼐先生亲临现场,仔细观察了各种迹象之后,提出了切实具体的操作方案。以棺椁为中心,外侧四周放置铜承盘高足玉杯、漆盆、铜盆等物。棺椁内中间为身着丝缕玉衣的墓主。玉衣上有成组的玉佩,玉衣内墓主的胸前背后有许多玉璧。墓主的骨骼基本存在,但面骨被顶部落下的石头砸碎,无法复原,否则可以复原墓主的容貌。墓主为男性,身长170厘米左右。墓主的头部有两个漆奁,一个存放珍珠,一个存放龟板。漆奁的后面是一批精美的玉器。墓主脚部放置两个玉璧和139件象征玉璧的陶璧。最能说明墓主身份的是玉衣上的印章,有"文帝行玺"、"泰子"金印,"赵昧"、"泰子"、"帝印"玉印。后藏室与主棺室仅用两根石柱象征性地隔开,是厨房和存放食物、燃料的仓库。
  
  东侧室殉葬墓主的四位夫人,她们是泰夫人、左夫人、右夫人和另一个夫人。她们身上佩带成组玉佩和表明身份的印章。只有左夫人的骨骼可作鉴定,估计年龄在25-30岁。西侧室有殉人7个,全部为女性,有一个40岁左右,其余为青年。生前大概是墓主的奴仆,所用的随葬品比较粗劣。
  
  从1983年8月25日至10月6日,42个日日夜夜,考古队员们一直处在紧张和兴奋之中,即使是参加过无数次考古发掘的老专家们,也时时流露出激动之情。象岗汉墓的随葬品实在是太丰富了,还没从田野工作的劳累中缓过气来的考古队员,马上又投入到整理、修复和编制报告的工作中去。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从容不迫地端详每一件珍宝了。
  
  一件青铜提筒的纹饰再现了当年祭祀河(海)神的神秘场面。四条首尾相连的船只行进在惊涛骇浪之中。每只船的首尾都竖立2杆羽旌,水鸟在羽旌旁盘旋飞舞。船上有5个羽人,第一个人左手持弓,右手拿箭,第二个人坐在鼓形座上,用力敲击面前的大鼓;第三个人左手抓住一个俘虏的头发,右手持剑,作势欲砍,俘虏被吓得瘫坐在地;第四个人站在高高的船台之上,左手持弓,右手执箭,是这场祭祀的主祭人;第五个人用力划桨。四只船只的构图略有不同,不断的重复,稚拙的技法,不仅没有减低表现力,反而渲染出更加怪异的气氛。
  
  一件犀牛角状的玉杯将人们的思绪带向遥远的西亚。用整块青玉雕成的玉杯,呈半透明状。杯身雕刻三层纹饰,有高浮雕卷云纹和夔龙纹,整体造型和纹饰浑然一体。这种角杯是一种酒器,主要流行于西亚一带的游牧民族之中。广州自古以来是我国南方的重要港口,角杯大概是经过海路进来的。这件角杯已与西亚传统的形状有所区别,它经过岭南工匠的再创造,比西亚角杯更加优美。
  
  玉衣自然是众目所注的焦点。由于墓顶落石的砸击,玉衣出土时相当散乱。工作人员将玉衣完整取出后放入室内,后来又运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技术室,整整花了7个月的时间,才将玉衣修复完整。玉衣共用玉片2291片,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玉片之间用丝缕连接。上衣为对襟式,与其它玉衣均不同。这套经科学发掘、整理和修复起来的玉衣是我国最早的一套完整的玉衣,显示了早期特点。玉衣上的成组玉佩,则保留了西周以来的贵族传统。
  
  这里无法详细描述每一件文物,无法描述考古人员当时的心情。大家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搞清墓主人究竟是谁。"文帝行玺"、"赵昧"印章似乎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然而,翻阅史书,南越国历史上既无文帝,也无赵昧这个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研究人员经过深入的考证,终于弄清,原来,西汉政权建立后,南越国表面上对汉称臣,暗地里还打着皇帝的旗号。第一代皇帝赵佗死后,汉朝谥武王,南越国自称武帝。这位文帝是赵佗的孙子,第二代南越王赵胡。赵胡和赵昧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赵昧统治时期与汉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其时,福建一带的闽越人攻打南越国,赵昧没有擅自兴兵,而是向汉中央申诉。汉中央支持赵佗,准备讨伐闽越,兵马还没有到达闽越的边境,闽越王就被人杀死。南越王为了表示对汉中央的感谢和忠心,准备亲去长安,拜见天子,后被大臣劝阻,汉中央也没有深怪。过了十来年,赵昧病死,死后埋葬在象岗上。
  
  象岗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年代最早的一座石室墓,是中国汉代考古中的重大发现之一。经报请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有关部门批准,停止了在象岗兴建公寓楼的计划,改为发掘后就地修建南越王墓博物馆,以利于长期保护墓室建筑和展出各类丰富的出土文物。发掘结束后,新华社播发了这次发现的专题通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以及人民画报、广东画报等报刊杂志,都刊载了图文并茂的消息和整版的专题报道,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如今,这里游人如织,是广州市一处观光的胜地。
好资料
个人看法,说错勿怪。来学习,请指教!
13950662763
古玉学习好资料,楼主功德帖。

太空探索 发表于 2013-10-21 07:26
博物馆照片你拍摄得好,向太空兄学习取经。
以瓷会友,以友辅仁
QQ:96533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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