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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窑出自上林湖

我以为秘色瓷各方面高于“柴窑”,浙江研究所免了
方苹果 发表于 2013-4-1 21:58
对了,闻长庆老师发起成立的浙江秘色瓷研究所,完全可附带研究柴瓷。这就是上面他的论点
电话,微信号13905996414
如果浙江省成立研究中心,依据文献资料,针对上林湖地区,在“秘色”的基础上,对“疑似”进一步求证,也是爱好者期盼能够看到的!!
瀚宝堂 发表于 2013-4-1 20:01
欢迎西安柴研所的专家们来杭州、绍兴、上虞、余姚、慈溪等地实地看看越窑大家的藏品,虽然越窑色"沉闷"但不轻薄,千峰翠色而不漂逸,胎秞厚重似玉而不花巧,但处处透露着王者的风范!
老大高见        
放下身段做事,挺起胸脯做人           新浪微博:行者168V8
本帖最后由 秦韵斋 于 2013-4-2 02:44 编辑



   问候闻老师:
  《宣德鼎彝谱》很早有人质疑其可参考性。
  北宋欧阳修没写《归田集》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刊印本也没有断句的标点符号,解原文最好。
  高濂对曹昭的说法还纳闷呢!
   清代以后的文献多是赞美有加,追慕不己的文学词,引用多了有时会走弯路。
   ......
   上林湖的瓷器给五代北宋皇帝贡瓷记录文献是非常重要的。期盼形成论文,再拜读
QQ:1301853968
当年为争夺徐福是从哪里出海的权利,山东和江苏争了个不亦乐乎。
后来又为《金瓶梅》作者到底是山东人还是江苏人也争论了个不亦乐乎,乃至有人倡议要建立潘金莲纪念馆
古今情一也
从明代人王世贞,经清代人方以智,到现在的学者包括开贴的闻长庆老师,近500年来“或云制器者姓,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越窑是柴窑的学说尚不能定论,今闻长庆老师单刀直入,比西安柴研所更直接,以掌控者的姿态标题指出“柴窑出自上林湖”,其胆识值得吾辈学习!
  《余姚县志》转引《谈荟》里的话,说是‘吴越时的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云云。
  “遗憾的是,法门寺佛门魂宝自亮相后,代表越窑最高成就的秘色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特别二口银棱碗,其泛黄的釉色,让行家里手皱眉摇头,沮丧无比”!
  那么法门秘色瓷不是越窑烧的?“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云麓漫钞》,把余姚秘色冤枉了?法门秘色是“李王鼎窑”所烧?才见柴窑又现鼎窑!真是迅雷不及掩耳!
   “柴窑出自上林湖”这将影响《中国陶瓷史》的七个字,字字千金,既然出自闻长庆老师之口,想必自有他的道理,自有他的解说,会有“三位一体"的学术文章!怀着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千年之谜被揭开!  

                                                                                 
                                                                                   鞠躬敬礼  
QQ:1301853968
这样讨论会越来越模糊。
贴出来的《余姚县志》是光绪版。秘色瓷下面引用的嘉靖《余姚县志》文字到“寻废”为止,接下来引用的《六研斋笔记》、《负暄杂录》、《谈荟》是余姚志所引,不是嘉靖志所引。《谈荟》全名《 ...
wuyanzhai 发表于 2012-6-11 15:17
《玉芝堂谈荟》是引自《宛委余编》,最早指出:“秘色即柴窑”的是明人王世贞《宛委余编》,嘉靖十四年(1535年)顾存仁修《余姚县志》时王世贞不足十岁,不可能就有《宛委余编》传世。
陈万里先生《瓷器与浙江》说:《余姚县志》转引宋人《谈荟》。在其《中国青瓷史略》再版时删除“宋人”二字。确认不是宋人的
QQ:1301853968

孙海芳 发表于 2012-6-10 23:50
孙老师肯定有新发现了,聆听讲授!

                                                                                                                                    鞠躬敬礼!
QQ:1301853968

孙海芳 发表于 2012-6-10 23:50
                           孙老师肯定有新发现了,聆听讲授!

                                                                                                                       鞠躬敬礼
QQ:1301853968
本帖最后由 中原文化 于 2013-4-2 07:52 编辑
                               孙老师肯定有新发现了,聆听讲授!

                                                                                                                      ...
秦韵斋 发表于 2013-4-2 07:38
    噢,大概秦兄没有注意到,孙馆长早在思考柴窑问题,二○○六年五月写过一篇文章,谈五代越窑中的精品疑是柴窑,作为探讨性质发在相关媒体上,我转上,供你参考。

  初论“柴窑”从千峰翠色,走向雨过天晴!

           浙江省收藏协会副会长 孙海芳

      探索“柴窑”,需要一些勇气。千百年来,这一千古之谜由于缺少详实的记述和流传有序的实物,一直成为探索者望而却步却步的雷区,使许多颇有建树的古陶瓷专家和学者,不敢轻易染指。但随着法门寺准确无误记述的唐“秘色瓷”的出现和河南清凉寺汝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使人们几乎看到了破解这一千古之谜的曙光。探索“柴窑”又成了许多古陶瓷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同课题。探索、破解中国古陶瓷鸣上最大的迷案,亦成为古陶瓷研究者的共同目标。以相互切磋、相互补充、去伪存真的科学态度,共同完成这一中国古陶瓷鸣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使命。


     一、“柴窑”的基本定义
   (一)、“柴窑”产于五代周世宗柴荣时期,即显德元年至显德六年之间(公无955年—959年)的六年间(极有可能产于显德四年至显德六年的三年之间。因此,地上、地下遗存极少)。
   (二)、“柴窑”是五代周世宗时期,包括整个五代十国时期,能独步瓷业最精美的青瓷。
   (三)、“柴窑”胎体莹薄,釉色鲜碧,工艺精美,是五代青瓷中最具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品。
   (四)、“柴窑”是继唐“秘色”以后,在釉色和器形上更具艺术特色,独贡周室的贡瓷。尤其是釉的化学万分,基本接近“汝官“。
   (五)、“柴窑”是唐五代越窑“秘色”走向“汝窑”必然历史过渡的青瓷贡器,具有“秘色”和“汝窑”共同艺术特征,符合五代至北宋时期的统治者以及主流社会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要求。


     二、周世宗其人其事与“雨过天青”
    周世宗,史称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讳荣。生于唐天祜18年,即公元920年,幼年家境贫寒,由其姨夫郭威收为养子,改名郭荣(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记述“荣本姓柴,父守礼,郭威之妻兄,威未有子时养以为子”),从小跟随郭威,由于柴荣生性谨厚,办事勤勉干练,深得郭威喜欢,晓事后,即替郭威管理家业。郭威一生从戎,跟随后汉嵩刘多年,公元947年刘嵩战掳汴梁自立为帝,史称后汉高祖。郭威更是后汉高祖刘嵩的得力战将,年仅27岁的柴荣,也随郭威南征北战,并显露出卓越才能。后被提升为“以左监门卫将军郭荣为贵州刺史,天雄牙内都指挥使”(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公元949年,后汉隐帝刘承佑即位,此时的郭威,已是后汉军中的实权人物,基本控制了后汉的军政大权。至公元951年,后汉隐帝无能,“春正月,丁卯,汉太后下诰,授(郭威)监国符宝,即皇帝位,监国(郭威)自皋门入宫,即位于荣元殿“(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90卷)。郭威称帝后,”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后,国号宜曰周。’”(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90卷)。因此将国号改为“后周”史称太祖圣神恭肃文孝皇帝。郭威称帝的当年,即将柴荣提升不澶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太原郡候。在澶州柴荣为政清肃,盗不犯境,广其街肆,增其廨宇,深得民心。文顺三年,即公元953年,授开封尹,兼功德使,封为晋王。广顺四年二月,即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寝疾病故,宣柴荣“枢前即位”,这样年仅34岁的柴荣,成为五代后周的第二个君皇,史称,世宗睿武孝文皇帝。
    柴荣即位后,一心图治,决心实现做一个英主的宏图大志,当年将年号改为显德元年,并外拓疆土,使后周迅速成为五代十国中的威猛之国。即位当年,世宗即西征太原北汉,击败北汉刘旻,取其州土,填定了后周威猛之基石,至显德六年,世宗从北汉、南唐等国年拓展的疆土和州县,有一百十八州之多。使后周成为当时五代十国中,州县最多,疆土最大(比南汉大一倍,比南唐大二位)的强盛之国。
    周世宗不仅是一位骁勇善战,睿智多谋的五代霸主,更是一位胸怀大志、勤奋理政、雄才韬略的英主,他在驰骋疆场,拓疆扩州的同时,十分注重政权建设。颁诏设贡举、定《刑统》、建税课、立盐法、监铸钱、废寺役、制礼乐。尤其是礼乐,周世宗把他看作是一种国家威严的象征,是一种威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化。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周世宗身为一代英主,不会劳民伤财去烧造御用之器。从周世宗要实现宏图大业,建立后周大朝延的战略思想看,烧造御用器是必然的,是一种大朝延威仪的需要,并不是享乐的需要。这一点可从宋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和宋薛居正所著录的《旧五代史》中,得到例证。显德四年,九月,中书舍人窦俨上疏清令有司讨论古今礼仪,作《大周通礼》,考正钟律,作《大周正乐》(司马光资治通鉴293卷)。
    显德五年“十一月,…从(窦)俨之奏也,辛亥,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即仪仗、卫队,如‘大周通礼’所规定的模式。)(宋薛居正《旧五代史》118卷);“古之五者,理定制礼,功成作乐,所以昭事天地,统和人神,历代已来,旧章斯在,……显德五年冬,……世宗因亲临乐悬,试其声奏。……又命枢密使王朴,考正其声,……世宗善之,申命百官议而行之“(旧五代史114卷);薛居正还在《旧五代史》中记述:“世宗览奏,善之。乃下诏曰:‘礼乐之重,国家所先。所朝以来,雅音废坠,虽时运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讨寻旧典,撰集拳声,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世,……’”可见周世宗对礼乐的认识,完全出于建后周大朝延,殿宏图大业的考虑,如果认为制礼乐,烧御器,是周世宗贪图享乐之作,那就缺乏对周世宗这位英主的全面考研。从周世宗这些意识形态的实践中可以肯定,周世宗对御用
瓷器,必然会有所要求,“柴窑”的产生是肯定的。这是周世宗为实现宏图大业,建立强盛的后周五朝,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形成的建国思想体系,在具体行动上的必然反映。
“御瓷虽小,威仪事大”这正是周世宗烧“御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周世宗即位后的六年中,我们还可以从宋代史料记载中了解到,周世宗,崇尚天神,“显德二年,……命(王)朴考而正之,朴奉诏岁余,撰成《钦天历》十五卷,上之。”“世宗览之,产为制序,仍付司天监行用。”(《旧五代史》140卷)显德四年,夏四月,礼官博士等诏,议祭器,祭玉制度以闻。”(《旧五代史》143卷)显德三年“冬十月丙辰,赐京城内新修四寺额,以天清、天寿、显静、显宁为名”(《旧五代史》117卷)从这些周世宗的思想活动中,可以看出,周世宗从崇尚天神,宇宙到御用器追求“雨过天青”的鲜碧之色,有着必然的联系,要是说,唐朝君主所喜爱的是“千峰翠色”的青山绿水之大地,而后周君王则更崇尚“雨过天青”的苍穹之美和无垠天际。这包容着周世宗更远大的志向和建立强盛帝国的意愿。可见,明谢肇制在《五杂俎》中所记述的“御批支‘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记载是可
信的,这也是周世宗的思想意识在烧造御器中的反映。总之一句话,烧造‘雨过天青’的御用瓷,是建立强盛的后周大朝延的需要,是周世宗整个建立大周王朝思路中的一个环节。


    三、历史记载的真伪考析
    对“柴窑”史料记载不少,但内容单一,有的更是抄袭之作,毫无新意,有的添述,使“柴窑”更加云坠雾里南辕北辙。如对史料记述,不加认真、科学地考析势必闹出按图索骥的笑话。只有对这些记述加以认真的分析、考究,去伪存真,才能对今天我们去科学地认识“柴窑”有所帮助。
    “柴窑”史料,最早见于明早期,天顺本(公元1328年)曹昭的《格古要论》,距周世宗王朝361年,《格古要论》记述“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近世少见。”在这里曹昭真正对历史的贡献是在于开史记述了即将被人们淡忘的“柴窑”。引起了此后至今近600余年人们对柴窑的探究。但要注意的是曹昭并不是一个陶瓷学者,对“柴窑”的记述,除缺乏前人史料之外,只从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将传说与人们对柴窑的转述,并记于史,不能不有所偏失。其“柴窑出北地”只能来源于传说。史料肯定无法考证,事实可靠性就不高。其“多足粗黄土”误将器足的粘附物,混记于“行话”“胎足”之上,造成记述上的自相矛盾。倒是其“近世少见”这一记述,突出了“柴窑”的存在。“其意十分明确”不是没有。而是少见。可见曹昭著书的时代,还能见到“柴窑”,只是少见,这对“柴窑”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同样晚曹昭近百年的明宣德张应文,在著清秘藏》中记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行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此必亲见,故论之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在这里张应文认同了柴窑的存在,但其时代已无法得到柴窑(整器),更重要的是,张应文在柴窑残器与以前记述柴窑的比较中,除认同了“青如天,明如镜,声如馨”这三点外,唯独发现,“柴窑”的残片,不是“薄如纸”,而是“但差厚耳”。同时,明代的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记述“陶瓷,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在这个记述中,谢肇制以“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表明“柴窑”的存在。并进一步,根据柴器的残片,记实“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从那种“青如天、明如镜、声如磬”形容性的记述转向、记实性的记述。笔者认为“盖色鲜碧,质复莹薄”才是“柴窑”的真谛。可见,张应文与谢肇制对“柴窑”残器的记述,基本一致。“质复莹薄”与比“薄如纸,但差厚耳”的看法基本一致。纵观明曹昭以后诸家对“柴窑”的记述。随着时间的推移,“柴窑”也从“近世少见”到“柴不可得”,直至“余向见残器一片”,最后连残器不得复见。困此以后诸家的论述,除了照搬曹、张、谢三说外,均无新意,如明谷应泰的《博物要览》、高廉的《燕宋清赏笺》和黄一正的《事物绀珠》、张谦德的《瓶花谱》、清代朱琰的《陶说》等等,都无法给后人以新的确凿的考论。所以后人除了在上面的史论中探求外,要揭示“柴窑”的历史面目,最根本的只能从发现“柴窑”实物这一根基入手,结合史实,找出一种“盖色鲜碧,而质复莹薄”的五代极品贡瓷。在这里,笔者认为“薄如纸”,肯定不是“柴窑”的基本牲,一是世宗无此要求,二是器物的厚薄,当适合艺术的需要,并非越薄越好,而是要厚薄恰到好处,符合人们的审美情越,尤其是贡瓷,莹薄或比较薄为上乘,太薄反而不好,“汝官”之厚薄就是例证。“柴窑”胎壁之厚薄应与“汝官”类同,“莹薄”而不失稳重。


   四、吴越钱氏与周世宽敞的渊源
    钱氏吴越,从公元907年钱戮起,至太平兴国三年取消国号,近70余年的时期里,依靠软性外交和依附强国两大法宝,赖以生存成,时而也经营得光彩夺目。在公元947年后汉高祖时期,吴越钱佐、钱宗、钱叔三代吴越国王,都与同侍于后汉高祖的郭威、柴荣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郭威已是后汉军政的主要将领。吴越王钱宗也是后汉东南面兵马都大元帅{乾佑二年春(公元949年)——三月,汉敕授王东南面兵马大元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钦定四库一书,卷八十)}。到公元951年,郭威接后汉李太后之诏,入宫称帝。当年三月,称帝后的郭威,以后周太祖皇帝,加封钱叔为“诸家兵马都元帅”。广顺二年(公元954年)春二月,又授钱叔为“天下兵马元帅”(钦定四库全书)广顺三年三月,周太祖又授钱叔为“镇东大将军”。显德元年,周世宗柴荣即位后,当年七月,周世宗遣使加授钱叔为“天下兵马都大元帅”。显德二年十二月,吴越王钱叔遣元帅府,判官陈彦禧入贡周世宗,周世宗口谕调吴越国兵马“会击金陵”,显德三年正月,周世宗东征,诏吴越王钱叔分水、陆两路。随世宗东征,会击淮南。先后攻克常州、宣州。从史料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后汉起,吴越王已经归附后汉及周太祖郭威,周世宗即位后,吴越王为周世宗宏图大业的实现征战南北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后周王朝的强盛,作出了贡献,同周世宗时期关系最为密切的附属国。当显德三年冬,周世宗过生辰“天清节”和“天清寺”落成典礼时,吴越王钱叔又贡周“白金五千两、绫一万匹,又进天清节金花银器一千五百两。”(宋《嘉泰会稽志》)这时周世宗大业初定,又逢生辰,并独创将生辰取名为“天清节”,造寺院,赐名为“天清寺”,出于后周王朝威仪之需,极有可能,就在这次看到吴越王所贡礼单上的“秘色瓷”和请求御批的请示,引出周世宗“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的御批,造就了中国古陶瓷史上一代天骄的“柴窑”。从周世宗时期的贡器交往看,这个“御批”也只能是准对吴越国所贡“秘色”瓷的“御批”,别无其他选择。此后显德五年四月,吴越王贡周世宗,“绫娟各两万匹,白金一万两。”七月又贡周“白金五千两,绢二万匹,细衣缎二千连。”八月又贡周“白金五千两,绢一万匹”。《四库全书》


    显德五年,四月、七月、十一月和显德六年六月,吴越王钱叔先后四次进贡周世宗,在这四次的进奉中,除金、银绢缎外,应有周世宗钦点的“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贡瓷,且深得周世宗欢心,于是周世宗在显德六年六月癸末,“赐两浙(钱叔)进奉使吴延福,钱三千贯、绢五千疋、银器三十两”(宋薛居正《旧五代史》119卷)。赐进奉使以厚礼,足见当时周世宗对吴越王所进奉贡器的高度满意。而这个“高度满意”不可能来自金银绸缎,极有可能,吴越王这次的进奉,烧成了周世宗钦定的“雨过天青”的御用瓷器,圆了周世宗之梦。陶瓷界泰斗陈万里先生曾在《中国青瓷史略》中写道“周世宗在位仅有六年,这六年是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混战时期,在郑州创建御窑是大成问题。所谓柴窑,‘雨过天青’是钱氏称霸东南时,在越州所烧造的看法,显然是可能的。”由于当时陈老未曾见到越窑中“盖色鲜碧,质复莹薄”,可称作“柴窑”的实物,哪怕是残器、残片,陈老也会断然深究,揭示谜安,这种历史的遗憾才使我辈有幸,能参议“柴窑”,并赏读于案几。可谓盛世之福。

    五、“秘色瓷”与“柴窑”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有当中国的陶瓷业经过唐“秘色瓷”进入一更高的发展时期,才会诞生艺术成就极高的“柴窑”,要是在两晋南北朝,哪怕千百个周世宗,也呼唤不出“盖色鲜碧,质复莹薄”的“柴窑”,所以只有把“柴窑”重新放回到他发展的基础和发展的方向,这个时空中去研讨,才能揭示出正确的定论。从“千峰翠色”到“雨过天青”直至北宋“汝官”的诞生是中国古陶瓷史上一段辉煌而灿烂的历史。从这一段中国陶瓷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唐到宋,“重色”是主要的艺术追求。无论是君主帝皇、还是达官显贵、文人雅士,无一例外。“重色”也不光是唐五代时期对“御瓷”的审美观,不管多少年,多少代都将不会改变。因此,简单地讲,这条发展历史的纹脉,就是“秘色”—“柴窑”—“汝官”。这是一段相互依存,逐步提高的发展史,其艺术牲是和谐、统一的,艺术成就一浪高于一浪,形成阶梯式发展。如果我们现在把一个还不能与唐五代“秘色瓷”相比的瓷种,称作是“柴窑”,只能说是对陶瓷史的不敬的嘲弄。“柴窑”也就不再是我们陶瓷史上的明珠了。
    叶吉民和叶佩兰先生,在2002年版《汝窑聚珍》一书中,在论述“汝窑青瓷的胎釉和工艺牲及其与各窑的关系”时指出“北宋以前的浙江诸窑生产的青瓷,釉中硅的含量最低,约为55%—63%。根据目前化验的结果看来,北方青瓷中只有汝窑(天青釉)与封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釉的含硅量最低,属高铝低硅釉。它们与北方多数的高硅低铝釉截然不同,而和南方的越窑为代表的青瓷釉比较接近。由此可见,汝窑典型的天青釉同越窑青瓷的关系相当密切,可能是当时曾有过制瓷技术上的沟通。例如越窑精品中也有裹足支烧的工艺特征。对其五代制品釉中气泡颁状态,笔者曾用30倍放大镜仔细观察。同样存在”寥如晨星“的现象。至于这两处名窑,历史上先后曾作为‘官窑’性质而深受皇家宠爱,更是不可言喻的。尤其是汝窑地近汴京得天独厚,可以说是在越窑青瓷基础上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这不仅在今后的科学数据中足以说明,而且对徐兢所谓“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一语的理解,似又增添一新的科学论据。”
    讲到这里,有必要对“柴窑”一词的同来,作一些探讨。在周世宗时期,吴越王按世宗御批所烧制的御器,只能仍以“秘色瓷”的名称奉贡,只是这一种特殊的秘色中的秘色,独供周朝王室。所以直到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北宋王朝派殿前承旨赵仁济,要监理的仍是“越州窑务”,而不是别的其他窑务。显而易见,从唐中期产生秘色瓷以后,直到北宋中期“汝官”的出现,“御瓷”就是秘色瓷。要到人们发现周世宗所“御用”的“秘色”与众不同,“盖色鲜碧,而质复莹薄,”才使后人追溯到周世宗的御批,而冠之以“柴窑”之名。才有北宋宣和年间的徐兢,作出“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关”的评述。很显然,北宋的徐兢除最接近五代时期以外,还对陶瓷也颇有研究,说明那时仍没有分“秘色”和“柴窑”,这更说明“柴窑”就是秘色,而且质量已与汝州新瓷器的“汝窑”相类,但仍称作“秘色瓷”。从徐兢的记述中,可以肯定,徐兢所说的“秘色”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柴窑”。否则,徐兢的记述就会变成“××古柴窑,汝州新窑器”了。因此“柴窑”之名应是在五代消亡的若干年以后,人们在发现了周世宗所御用秘色的特别之处,根据周世宗的御批才冠名为“柴窑”。这也是史料中缺少“柴窑”官记资料的原因之一。
    同时,周世宗时期,“御瓷”虽经周世宗钦点,但把这种“御瓷”直呼为“柴窑”的可能性极小,从周世宗对礼仪极为严格这一点看,极不可能允许把“御瓷”称为“柴窑”,按一般的常理讲,对器物的定名,一是设计者,二是制造者,这里周世宗就是设计得,只定“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并没有给“御瓷”定名,而作为制造者的吴越王钱叔,没有世宗的“御批”,何敢擅起名称,直呼“柴窑”,只能继续作“秘色”进贡。这是世宗在世时,没有确定“御瓷”名称的根本原因,也是后人在发现世宗御用的特殊“秘色”时,冠名为“柴窑”的根本原因。


     我们肯定了“柴窑”为五代的越窑“官窑”产品,从历史意义上讲,也平反了“五大名窑无秘色的”的“冤案”,过去我们在对古陶瓷的排列中,要么是“柴、汝、官、哥、定”,要么是“汝、官、哥、均、定”。都看不到“秘色”的踪影,使人百思不得其解,从事实看不要说五代,就是唐宋的秘色瓷贡器,其质量和艺术成就,都在定窑以上,但却排不上座位,难道是我们两宋的陶瓷研究者,忘记或忽视了“越窑”和“秘色”这一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瓷母”的存在?现在我们明白了“柴窑”就是越窑五代的“官窑”,这个不是“冤案”的“冤案”也就随之平反昭雪了。其实,“柴窑”是越窑“秘色”,明代的谢肇制指出,“陶瓷,柴窑最古”,这句话中,包含着两个概念,一是“柴窑”是中国古代陶瓷中最古、最具悠久历史的瓷种;二是作为贡瓷的“柴、汝、官、哥、定”中,以“柴”最古。在这两个概念中,非常明了,“柴窑”只能是属于“越窑”,其他任何窑口都无法替代。

    六、五代越窑“秘色瓷”新品种的发现
    我从事越窑青瓷收藏二十余年,从一九八三起,过目欣赏过各品种的越窑和其他古陶瓷有三、五万件之多,从中挑选了近二千件越窑予以收藏,在一九九七年冬,本人发现一件五代时期海棠形高足耳杯(残缺一小口)的釉色,特别娇嫩鲜碧,形制精致,釉质完全好于同时期的越窑“秘色”,可与“汝窑”媲美。由于当时对“柴窑”“薄如纸、明如镜、青如天、声如磐”观念很深,根本没有往“柴窑”上想,只是想到“汝窑”的形成与“越窑”一定有某种特别的联系。困此近十年来,非常注重这一种有特殊性质的越窑包括残年的发现与收藏,但实在非常稀少。到目前止,只收到四件,其中三件有残。另外发现锦纶艺术馆一件小盏,属同一窑口,其余连残片都没有看到,包括杭州市出土的残片。可以肯定现存在公私博物馆和藏家手上的这一类越窑不会超过二、三十件。随着对这一种窑口的不断研赏,深入分析,越加觉得这一种五代时期称之秘色,又胜于秘色的瓷种,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柴窑”。真正是一种“盖色鲜碧,而质复莹薄”古瓷极品。在这里要再重析一下,关于“柴窑”盖色“鲜碧”记述的含义。鲜:即娇嫩、鲜艳、娇翠欲滴;碧:即青绿、碧绿之意。近四年来,本人无数次观察过“雨过天晴云破”后天空出现的色彩,就是一种可用“鲜碧”来记述的颜色。鲜绿中带青,从浓到淡,尤其是夏秋两季的雨后,以蓝天白云为背景的这种颜色尤为明显,极为艳丽。真正感叹,我们古代的君主,周世宗能在日理万机之暇,仔细地观察天体,竟然想到用这种“雨过天青云破处”鲜碧而玄妙的色彩来烧造御瓷,不能不使人由衷敬佩,真不愧为一代英主。直到北宋早期和中期,“汝窑”和“汝官”的出现,就是柴窑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实物不多,也没有同样的残片,供作科学的检测,但可以肯定这种青瓷,也是一种高铝低硅釉,更与“汝官”相接近。在这里,对这种器物优美的型制已无需多加论述,在五代晚期已属顶级的品种。但她的釉料,已使我们看到,远远好于同期的“秘色”。同时也基本可以肯定,这一种越窑“秘色”中的“秘色”,在釉中已经使用了玛瑙,开了陶瓷中使用玛瑙的先河,这一工艺的成功,才使吴越王得以完成周世宗“雨过天青云破处”“柴窑”的烧造成功。同时也为“汝官”的形成、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其实对越窑的考古发掘,还有一处十分重要的窑址,并没有引起政府和考古界的足够重视,这就是目前,浙江上虞市的“窑寺前”窑址。
    上虞市窑寺前窑址,早在南宋,由著名诗人陆游作序,成书于南宋嘉泰元年(公元1201)的《嘉泰会稽志》中记述:“广教院在县西四十里,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有僧筑庵山下。镇国军节度使事治因建为寺,易名保安。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赐今额,国初当置官窑三十六所,於此有官院址尚存。“再从《万历志·广教寺条》所论:“广教寺,在县西南三十里,昔置官窑三十六所,有官院址。宋开宝辛末(公元971年)有僧筑庵山下,为陶人所祷。吴越领华州节?钱惟治创建为寺,名保安。治平丙午(公元1066年)改为今额,俗仍呼窑寺。”这两次记述,尤其是由南宋陆游所序的《嘉泰会稽志》可信度已得广大史学者的肯定。《嘉泰会稽志》是由陆游组织当时相关地域的官员和退位官员及学者,包括龙图阁沈作宾、通判府放宿、瑞安抚司李兼、韩茂卿、会稽郡士冯景中、陆子虑等几十人用十余年时间的考证,所撰成的纪实史料。因此,上于市窑寺前官窑是肯定存在的。她存在的时间,正好是五代吴截止国的中晚期,直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撤销吴越国号,归顺宋朝为止。如记实中“国初,当置官窑三十六年”,这里所指的“国初”,即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建国初期,也就是公元960年,而这时的会稽上于等地,还在吴越国的统治之下,这个三十六所官窑,就是吴越国在五代中的中晚期所设立的专门烧造“秘色”贡瓷的吴越国“官窑”。这里所指的“官院故址尚存”也是指吴越国在归顺大宋前,曾在这里设监理窑务的“官院”,因此,在大宋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也就是吴越归顺大宋的第四年,宋皇朝派殿前承旨赵仁济,接管监理越州的窑务。从这些史料的记实中,我们可以肯定,吴越王钱叔,就是用在上于窑寺前所建的吴越国“官窑”来完成烧制,周世宗所钦定的“雨过天晴云破处”的“柴窑”,而且专贡世宗柴荣“御用”。难怪明万历的徐应秋在《玉芝堂淡荟》中指出:“越窑,至吴越有国时愈精,臣庶不得用,谓之秘色,即谓柴窑也。”由于这种“柴窑”烧制的成本肯定远远高于其他“秘色瓷”(技术不十分成熟,正品率肯定很低),所以在世宗故世后,即停烧。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吴越王钱叔,对在周世宗尸骨未寒的显德七年正月,就发动“陈桥兵变”而称帝的原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不满,有意停烧已烧制成功的“柴窑”,以示不满。有理由相信,吴越王钱叔与周世宗深厚的情感,会导致吴越王钱叔有此举动,直接导致了“柴窑”的十分稀少,被后人视为“古瓷奇珍”。笔者深信,随着上于市“窑寺前”窑址的考古发掘,“柴窑”包括越窑“秘色瓷”中,许多还未清晰的问题,都将会大白于天下。
    目前,我们急需要努力的是,尽量多收集多发现一些同类的器物和残片。尽快对这一种瓷种,作科学的检测,提供更硬更精确的科学证据。初论中许多问题还未按学术要求加以论述,盼得到师友的指正和指导,以度共同推动民间对古陶瓷这一灿烂文化的研讨,宏扬我们的民族文化。


                                 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余姚县志》转引《谈荟》里的话,说是‘吴越时的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云云。
这是目前最权威的资料。
秘色瓷在法门寺出土前,众说纷纭,可在明代已定上林湖越窑为秘色瓷。
所以,我们应当相信光绪版【余姚县志】。----五代上林湖出产柴窑。。。
1332574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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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用法门寺的东西做一个物质分析,,和上林湖的比较一下比较有说服力,,,,,,,闻老师的县志也是有力的证据之一,,,,,,我个人认为上林湖是柴的可能性很大
    噢,大概秦兄没有注意到,孙馆长早在思考柴窑问题,二○○六年五月写过一篇文章,谈五代越窑中的精品疑是柴窑,作为探讨性质发在相关媒体上,我转上,供你参考。

    初论“柴窑”从千峰翠色,走向 ...
中原文化 发表于 2013-4-2 07:47
  大家早已拜读孙海芳老师的这篇文章,一直以来把孙海芳老师的学术观点视为柴窑“越窑说”的重点思路来研读。
  孙海芳老师在他的文章“例证出  周世宗身为一代英主,不会劳民伤财去烧造御用之器。从周世宗要实现宏图大业,建立后周大朝延的战略思想看,烧造御用器是必然的,是一种大朝延威仪的需要,并不是享乐的需要。......“御瓷虽小,威仪事大”这正是周世宗烧“御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烧造‘雨过天青’的御用瓷,是建立强盛的后周大朝延的需要,是周世宗整个建立大周王朝思路中的一个环节。”----周世宗确实准备建设一个大周王朝,在位期间已经有30年规划的思路,孙老师的这点论述大家都赞成,陕西的柴窑探索者曾经依据这个思路在“后周地域内”探寻,后周和吴越虽然和好,但毕竟还是两国体制,在别的国家烧“御瓷”多少有些不妥。
“盖色鲜碧,而质复莹薄”孙老师很注重这样的特征描述,别与唐代越窑秘色,这特征也和五代耀州相吻合。耀州在以后整个宋代都是“盖色鲜碧”。

“当显德三年冬,周世宗过生辰“天清节”和“天清寺”落成典礼时,吴越王钱叔又贡周“白金五千两、绫一万匹,又进天清节金花银器一千五百两。”,显德五年四月,吴越王贡周世宗,“绫娟各两万匹,白金一万两。”七月又贡周“白金五千两,绢二万匹,细衣缎二千连。”八月又贡周“白金五千两,绢一万匹”---这些贡御的文献应当是可信的,严谨的,在这里没有发现有瓷器记录,有学者考证自广顺3年到北宋开宝2年的16年间,吴越没有向后周北宋3位很重要的皇帝贡瓷,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四次的进奉中,除金、银绢缎外,应有周世宗钦点的“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贡瓷,”孙海芳老师也不能确定,用“应当有”继续下文。

“陈万里先生曾在《中国青瓷史略》中写道“周世宗在位仅有六年,这六年是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混战时期,在郑州创建御窑是大成问题。所谓柴窑,‘雨过天青’是钱氏称霸东南时,在越州所烧造的看法,显然是可能的。”由于当时陈老未曾见到越窑中“盖色鲜碧,质复莹薄”,可称作“柴窑”的实物,哪怕是残器、残片,陈老也会断然深究,揭示谜安,这种历史的遗憾才使我辈有幸,能参议“柴窑”,并赏读于案几。可谓盛世之福。”----陈万里先生1969年就去世了,此时耀州窑发掘才拉开帷幕,对耀州窑的了解没有禚振西老师详细,也没有见到耀州五代精品,不然也可能会支持禚老师的“柴窑说”的。
   

  ”如果我们现在把一个还不能与唐五代“秘色瓷”相比的瓷种,称作是“柴窑”,只能说是对陶瓷史的不敬的嘲弄。“柴窑”也就不再是我们陶瓷史上的明珠了“。----大家都赞同这一说法,西安柴研所把五代耀州反复和唐代越窑秘色瓷比较,得出的直观感觉是欣喜的。

期盼在“国初,当置官窑三十六年”的上虞市窑寺前窑址有新发现。虽然这“官窑”还不能定性为周世宗之“官窑”或北宋之“官窑”,但毕竟能发现点什么。
QQ:130185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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